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富民是强省的根本，改善民生是转型跨越的目的所在。只有认真践行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心思放在百姓身上，工夫下到百姓身上，政绩体现在百姓身上，才能赢得民心、集中民智、凝聚民力，形成无坚不克、无往不胜的强大力量。

22省市委书记谈十年

14.1%天津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再次实现强劲增长。与此同时，万元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以上。这样的—“升”—“降”，已经成为近年来天津发展的大趋势——与经济总量近5年来年均增长16.5％、增长1.5倍相对应的是，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1.3％。

从8月1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刊发“迎接党的十八大特刊”地方特刊，特刊分为历程、见证、风采、启示、使命、聚焦、放歌等部分。截至8月31日，有22位省（市）委书记在“启示”这一栏目谈了近年来各省区发展的战略性思考。这些省（市）委书记的发展理念是我国十年来省区发展战略最深刻的总结，也是对省区发展方向最前沿的展望。

“现代化”是什么

率先实现现代化是上海、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的目标。那么，现代化是什么？

“现代化是人类适应时代变化、追求文明进步的过程，绝不仅仅是经济起飞。”俞正声说，对上海而言，我们提出要努力建设经济活跃、法治完善、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市安全、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俞正声在谈现代化时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现代化。要从上海人多地少、环境资源约束接近极限的实际出发，减少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紧紧依靠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探索一条科技支撑作用明显、体制机制保障有力、服务经济比较发达、城市服务功能完善、城乡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转型之路，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持续发展能力。

二是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时代的变化不仅要求我们提高执政能力，也要求我们改进执政方式。当前，我们有些执政方式不适应科学民主的环境和市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的现状。比如，如何更好地发挥制度优势，使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如何更好地“有法必依”，严格依法办事；如何用更规范的制度约束和监督公务人员；如何适应新情况改进宣传工作，从而更好地做好群众工作等。所以，我们按照中央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提出以法治建设为重点，以强化监督和扩大公开为着力点，积极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

三是城市文明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核心和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了“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取向。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包容”。上海的优势在于人才，聚集人才要靠“海纳百川”、“大气谦和”的胸怀。同时，在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的2300多万人，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才能和谐共赢，共享发展成果。

12%从2011年开始，福建积极探索构建民生工作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建设做实民生工作，明确提出“3个12％”的全年工作目标，提出居民收入与地区生产总值要同步增长，使百姓“幸福看得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

今年6月召开的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努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这与党的十六大以后省委提出的“八八战略”和党的十七大以后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在基本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总目标，是科学发展观在浙江的深入实践。

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在专题署名文章中说，这一目标追求着眼于哲学的高度，概括了物质和精神两个社会生产生活最基本的层面，涵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立足于富民的广度，强调富民不仅要做到物质上富裕，而且要做到精神上富有，贯穿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致力于覆盖的程度，最终要实现的是全省人民物质上共同富裕、精神上共同富有，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每年都对江苏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江苏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指明了方向。特别是2010年底以来，总书记希望江苏坚持“两个率先”，做到“六个注重”，努力在坚持科学发展等六个方面迈出新步伐。这既是对江苏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希望江苏能为全国的现代化建设探索路子、积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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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就是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生产力

河北省委书记张庆黎说，环境就是吸引力，环境就是创造力，环境就是竞争力，环境就是生产力。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如果不下大力解决环境方面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再好的优势也难以发挥，再好的机遇也难以抓住，再好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改善发展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总目标可以概括为16个字：风清气正、开放文明，天蓝水净、地绿山青。

风清气正、开放文明，就是政治生态好，各级干部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执行力，心无旁骛干事业，不做有损形象和发展环境的事；治安形势好，市场规范有序，社会安定和谐，群众安居乐业，业主放心经营；投资环境好，尊商重商、安商富商氛围浓厚，各部门各单位都能尽职尽责、高效办事，热情周到服务，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称心满意；文明素质好，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天蓝水净、地绿山青，就是城乡空气质量好，城乡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优良天数明显增加，尽快告别乌烟粉尘，迎来蓝天白云，让人们呼吸到清新的空气；水的质量好，河流水系、近岸海域得到全面治理，饮用水源地得到严格保护，工业废水实现达标排放，生活污水及时有效处理，努力做到河畅其流、水复其清，让老百姓喝上干净卫生的水；大地绿化好，全省绿化面积明显增加，森林覆盖率较快提升，城乡绿荫环绕，道路绿树成行，燕赵大地到处呈现绿意和生机。

10%近年来，广东社会组织数量年均增长10%，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3万多家，从业人员50多万人。11%的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转移的职能，9%的社会组织接受政府的购买服务。

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说，在推进“两个率先”中，无论是确立发展目标、发展战略，还是制定政策措施、落实工作部署，都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行动指南，把科学发展的要求落实到谋划和推进工作之中。而让全省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是推进“两个率先”的根本目的，也是检验“两个率先”实际成效的评判标准。

在“双重压力”、“两难阶段”中的抉择

“发展不足”和“发展不优”并存，是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区的省份面临的最突出矛盾，面临着扩大经济总量和提高发展质量的双重任务、加速发展和加快转变的双重压力。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表示，立足处于负重爬坡、后发赶超的发展形势，提出“位居中部不能甘居中游，地处内陆不能为内陆意识所缚”，在实现中部崛起中奋勇争先。

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说，吉林处在爬坡过坎、充满“两难”的阶段，必须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经济与社会、总量与结构、发展与民生、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着力在统筹上下功夫，在创新上求突破，在落实上见成效。

面临“双重压力”和“两难阶段”不是做一道非A既B的选择题，而是要让经济、民生、社会、生态多方面协调发展。协调发展强调的是结合的原则和处理好各种关系，关键是要“坚持科学发展一步到位”，发展为了群众，发展好字优先，不用环境换项目，实现可持续发展。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有效地继承历届省委、省政府关于湖北发展的一系列战略思路和有效举措，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坚持科学发展一步到位，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央精神、切合湖北实际、具有湖北特点的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之路，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经验。简要地说，就是五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把解放思想与改革创新结合起来，必须坚持把保增长与转方式结合起来，必须坚持把抓发展与惠民生结合起来，必须坚持把做好群众工作与改进干部作风结合起来，必须坚持把凝聚内在力量与争取外力支持结合起来。

寻找欠发达地区的高点优势

对于欠发达地区，要抓住目前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走出一条有特色的科学发展道路。正如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说的，“经济总量小、基础差、底子薄，欠发达的省情却蕴含着高起点追赶的后发优势。”可以看到，目前欠发达地区正在将绿色、开放、资源等优势逐渐发挥成后发赶超的高点优势。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说，我们始终坚定“后发展不能后科学发展、欠发达不能欠科学发展，越是后发展欠发达，越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越要重民生重生态重长远”的科学理念，坚持以空间换时间、以资源换产业、以存量换增量的战略思维，突出产业、交通、北部湾经济区三优先的战略重点，构建北部湾经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西江经济带“两区一带”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不断探索富有广西特色的科学发展之路。

需要提醒的是，欠发达省区要保持清醒，避免走用资源环境换发展的老路。清楚地看到选择机会的再生性——如果某种选择的机会是不再生的，那么就应该优先考虑。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从近现代发展史看，一些资源型地区之所以呈现“富饶的贫困”，陷入“资源诅咒”，根本原因是发展上以资源为依赖，而不是以资源为依托，选择了挖资源卖资源的线性生产方式，而不是多元的深度开发和高端利用，根本上是囿于资源而没有超越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说，从内蒙古实际出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关键是要加快构建多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我们要在资源效益最好的时候谋划产业转型，大力发展非资源型产业，等到资源枯竭时再谋划转型就很困难了。

另外，西部地区正在热情高涨地引进大项目时，“先污染后治理”的风险就逐渐大起来。从近日召开的第七届生态省论坛暨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议可以看到，全国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生态省建设，其中大部分是东部和中部省份。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表示，创建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我们牢固树立良好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竞争力、软实力，经济发展是政绩、保护生态环境更是长远政绩的理念，把良好生态环境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前与长远的关系，进一步打造“山清水秀生态美”的优势品牌和核心竞争力。我们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但加快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牺牲群众利益为代价，对破坏生态、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伤害民生的产业，速度再快、效益再高也不要。

四川这几年的发展很快，在困境中划出了一条“止滑提速一巩固回升—高位求进”的坚强曲线。他们以引进高端现代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坚持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加快建设西部内陆开放高地，把四川打造成为西部承接产业转移与投资的首选地和示范平台，通过引进重大高端现代产业助推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把招商引资与重大产业发展紧密结合，通过有针对性地招大引强，带动配套企业跟进，推动产业链条完善，促进相关产业崛起，形成了用开放的办法迅速做大产业的清晰思路。

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从实践中得到的启示是，“转方式调结构核心是要实现有效益的增长，与加快发展并不矛盾；在加快发展过程中同样可以转方式调结构，不能把加快发展与转方式调结构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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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跨越发展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

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说，在全国竞相发展的格局中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既需要科学的方法、正确的路径、创新的举措、扎实的工作，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我们正是通过继承发扬、深度挖掘山西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转型跨越伟大实践中铸造的宝贵精神财富，践行以信义、坚韧、创新、图强为核心的“山西精神”，不断激励全省人民在困难和挑战面前，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心、昂扬的斗志、创新的能力，形成想大发展、干大事业的浓厚氛围，共促转型、共谋跨越的强大力量。

■10年来，城市在扩张，农村在发展，城乡界限不断淡化。到2011年底，全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有30个城市的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超过1000万人。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

中国城市十年发展沉淀

三大问题

1.35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8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了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

中国城市这十年的发展非常迅速，甚至说已经形成了城市“围歼”农村的态势；另一方面，虽然大量农民工统计数据已经成为城镇居民，但这类群体流入城市却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所能享受到的公共服务极其有限，尤其是从“农一代”到“农二代”，他们已经开始向城市特权发起挑战。下一个十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城市的发展方向，必须解决好城市化快速发展这十年所沉淀下的三大矛盾和问题，真正探寻出一条和谐和可持续的理想城市之路。

城市与农村：包容还是包围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农村包围城市，我觉得中国建设的成功需要城市包围农村!”这话是龙永图2004年在青岛演讲时说的。他认为，未来20年，中国将出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转移的趋势，能否将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成功“解放”出来，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成败。

但八年后的今天，这句话的现实反思比当时更显重要。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经济可能放缓的背景下，新一轮经济增长落点何在?在如何拉动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问题上，似乎都同时指向了一点：城镇化。

回顾十年，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无序现象，个别超级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负荷过重，同时又有一些新城或新区人烟稀少(如被誉为“鬼城”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中国城市的发展在大与小，新与旧（如山西大同、河南开封等的大规模建设）的质疑声里不断挣扎。

城市发展必须注重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进入本世纪，我国的城市化政策调整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但一个明显的实事是，近些年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却逐渐失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曾撰文指出，人口和经济活动自然向大城市集中，原因在于城市的规模收益(或称聚集效应)。一旦限制政策放开，人口和资源就自然更多地流向效率更高的大城市。

自发的市场导向带来了大城市的繁荣，却进一步拉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尽管全国已有十多个城市人口超千万，但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却不到52万，城市生活质量还有待提高。

对此，很多有识之士认为，未来中国城市规划不宜将重心放在大型城市进一步扩张，而应落在内陆省区中心城市的发展及其周边旧城新镇的发展之上，类似浙江省的镇域经济及中心镇战略等。这与过去30多年发生的情况正好相反，不是将劳动力引入资本和技术所在之处，而是将资本和技术引入劳动力所在之处。

以小城市与中心城镇为典型特征之一的新一轮城镇化步伐逐渐加快，今年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出席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时，提出“积极开展城镇化合作”。5月初，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表示，“我们推进城镇化，需要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特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目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名单，加上此前两批，共645个乡镇列入改革试点。

一份关于中国城市发展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形态前20年基本上为点状拉动，后20年应当是组团式发展。8月15日，河南省城市新区和城市组团建设工作座谈会透露，截至目前，该省具体确定了62个城市组团。其中，县城42个，县级市市区13个，特殊功能区7个。

毫无疑问，不断增多和拓展的城镇作为关键的节点，把现代化的交通大道作为连接线，各个组团不断拓展并有机地互联成网之时，农村是明显处在众多城市的包围之中，城市正在毋庸置疑地“围歼”农村。

但城镇化不是要包围农村，更不是要“围歼”农村，而应该是“包容”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要如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所讲的“把和谐共生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事实上，在2011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曾专门指出，“农村建设应保持农村的特点，有利于农民生产生活，保持田园风光和良好生态环境。不能把城镇的居民小区照搬到农村去，赶农民上楼。”如何从“包围”到“包容”，这是接下来的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我们的市长们需要做好的功课。

15个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口比重61.0%，中部和西部城镇人口比重分别为47.0%和43.0%，与2010年相比，东中西分别上升1.1、1.7和1.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较大。至2011年底，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的省份已达15个，湖北、山东、海南三省首次超过50%；继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镇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过80%。

流入与融入：新市民的两难

2006年是“新市民”这个词广为流传的一年。这一年，青岛市在全国率先将外来务工人员改称为“新市民”。取得暂住证的“新市民”可享受保险、房贷、考驾照、出国旅游、子女入学等待遇。同年8月，西安市雁塔区下发《关于规范“新市民”称谓的通知》，文件要求，从即日起，“外来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打工者”、“农民工”等称谓统一规范为“新市民”。今后在雁塔区的各种文件、汇报、资料、讲话和口头称呼中，一律将使用“新市民”。

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年不仅在称谓上得到尊重，在打破户籍制度上近些年也有不少突破。在推动农民工入户方面，相比一线大都市，二三线小城显得更有气魄。浙江省宁波市通过赋予外来人口“同城待遇”，搭建“融合组织”，外地人和本地人的界限正逐步消失。宁波成为浙江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全市外来人口总数已突破400万。外来人口与宁波市户籍人口之比达70:100。这些人被称之为“新宁波人”。

广东的“积分制”为户籍改革落下浓重的一笔。2010年6月，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其中将入户指标量化到具体分值，如果累计达到规定分值，农民工就可以申请入户。此后，广州、深圳、东莞、中山、惠州等9市也制定了自己的入户政策。

户籍制度似乎破冰在即，但现实的情况是，新市民的融入仍然是一扇“玻璃门”。近年来国内关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一直“雷声大雨点小”，即便在广东，也被指出存在多种问题，如公示内容不明确、入户条件太高等。要想入户，农民工接受多项指标考核，比如年龄、学历、社会保险、住房、专业、行业、毕业院校、和谐劳动关系、社会服务、表彰奖励等。尤其是在广深等大城市，每年入户指标与农民工的真正需求存在着较大的落差。有媒体用“杯水车薪”来形容目前的市民化工程。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日前表示，中国城市化存在不协调、质量不高的问题。扣除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这些“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被统计为城市的常住人口，根据社科院的测算，约有1.6亿人。目前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以及社保情况的农民工比重较大，这部分人难以被城市接纳。

据初步测算，仅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10万元。在未来20年内，要将4亿至5亿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至少需要支付40万亿至50万亿元的成本。

除了巨大的费用支出外，原住居民和新市民对城市资源的博弈，也是制约新市民进入城市的重要因素，有媒体报道，北京一个居民一生背后的利益大约有100万，包括经济适用房、孩子上学、低保等。而现在的户籍制度改革其实是要将户籍与其背后的利益分开，真正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那么，谁来支付这背后的巨大成本？我们的市长们准备好了吗？

6500万《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中显示，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年总收入低于2万元的贫困人口近3500万人，低于2.5万元的低收入人口达6500多万人。城市不同阶层消费差异持续扩大，城市居住分异现象逐渐加剧，农民工仍然难以融入城市社会。

都市与田园：理想城梦想可以成真

19世纪英国的著名学者霍华德提出“应该建设一种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他把这种城市称为田园城市，这是一种新型城市的建设理念，是将“城中村”变为“村中城”，使城市和农村充分融合的理念。

近年来，崇尚“慢”生活的成都提出了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从建设新型城镇，到升级产业结构，成都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前不久闭会的成都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对《成都市环城生态区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审议。此举意味着该市以立法的形式，对城市“生态绿肺”实行最严格的保护，让这条中心城区的翡翠项链能够世代传承。

2011年6月，陕西对外发布《西咸新区总体规划》，提出要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着力打造田园与城市相融，生态与人文共生的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尽快实现规划中的“城在绿中、人在园中、林田遍布”的城园交融、和谐共生的现代田园城市，西咸新区联合农业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探索制定出了现代田园城市的标准体系。

这个标准体系由三个等级137个标准组成，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考评现代田园城市建设水准。其中，一级考评包含生态景观、资源、经济与产业、城市文化、城镇公共配套、社会文明与安全六个方面，为现代田园城市和现代农业勾勒出清晰的“素描”，确保城市在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中取得平衡，农村发展不脱节，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个标准中，田（耕地）、园（生态用地）、城（市）三者用地比例为4:1:2。有了这个标准，就有了清晰的现代田园城市和现代农业的样貌，就有了城市功能和现在农业的完美结合，为未来中国城市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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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标准判断城市型社会

从国际经验看，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主要有城镇人口、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社会文化和城乡关系五个标准。其中，城镇人口标准是最为重要的核心标准。以人口城镇化率来对城市型社会进行阶段划分：城镇化率在51%至60%之间，为初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61%至75%之间，为中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至90%之间，为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为完全城市型社会。

■新世纪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基本要求，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作出了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规划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任务。

十年九个一号文件解“三农”

98%为确保农民负担不反弹，国家启动了包括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在内的农村综合改革。到2011年底，全国33631个乡镇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机构改革，占总数的98％。有27个省份对1080个县实行财政直接管理，2.93万个乡镇实现了“乡财县管”。

当年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一封信曾经震撼了很多人。党的十六大以来，为了解决这三个“真”的问题，中央连续出台了9个涉农一号文件，这对于推动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梳理这9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基本情况和延续脉络，对于明确当前“三农”发展中的重难点、厘清“三农”发展的未来基本图景将具有重要作用。

让农村不再穷：九个一号文件都姓农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一号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由于近年来一号文件都锁定在“三农”领域，现在一号文件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三农”问题的专有名词。

其实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就连续下发5个一号文件。总体来说，那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传递了突破体制束缚的信号，通过配套和后续政策的发力，“初步构筑了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体制框架，极大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得到了巩固，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农村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

进入新世纪，由于农村后续改革并没有跟上，城乡二元非均衡的发展格局呈现出来的问题日益突出，以至于农民的增收依然困难、农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依然落后、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依然薄弱，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2003年1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当年的人代会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此，“重中之重”成为与我国“三农”发展最紧密、最重要的关键词，成为推进“三农”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重大战略思想。

时隔18年，胡锦涛总书记于2003年12月30日签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这个文件于2004年1月发布，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

顺着“重中之重”的思维逻辑，2004年9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是对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国际发展经验的精辟总结。

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确立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的形成，以2003年的税费改革为开端，通过连续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政策体系的逐步完善，国家开始着力将政策导向影响“三农”发展的不足和薄弱之处。

从2004～2012年，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九个中央一号文件，分别就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新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发展进行政策安排。

新世纪关于“三农”问题的9个中央一号文件，其核心精神是统筹城乡发展，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逐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使农民休养生息。9个一号文件，始终牢牢抓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这几个现代农业的核心环节，始终牢牢抓住统筹城乡、保障供给、夯实基础、科技进步这几个促进“三农”发展的关键词，形成了新世纪解决“三农”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政策体系，构建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格局。

1万亿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九个中央“一号文件”，逐步建立起了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及农业支持补贴制度。对农民实行粮食直补、综合直补，扩大良种补贴范围和增加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政策。统计数据显示，“四补贴”资金由2004年的145亿元已经增长至2011年的1406亿元。统而观之，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从2004年的2626亿元增加到了2011年突破1万亿元。

连续出台的一系列强农惠农的新举措，促进了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粮食生产取得历史罕见的“八连增”，农民收入实现了历史上首次“八连快”。据统计，粮食产量由2003年的8614亿斤，增长到2011年11424亿斤，增长2810亿斤，8年总增幅为32.6％，2007~2011年连续五年粮食产量超过l万亿斤。

2004～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的增幅超过6％，年均递增8.6％。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10.9％，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8％，这是自1998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首次快于城镇居民。

97%近年来，我国全面实现农村免费义务教育，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不花钱、有学上”；全国普遍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至2011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已覆盖全国97％的农民，财政补助标准已提高到人均200元，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看病就医的负担。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构筑了困难农民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保障线，截至2011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覆盖了全国40％的县，上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目前，我国逐步织就了亿万农民基本公共服务与政策保障网。

让农民不再苦：系统化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思考

一号文件在农村改革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作用，梳理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度重视“三农”工作，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战略、新方针、新政策，使“三农”工作取得新成就并深受世人瞩目，初步形成了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这十年的探索，党中央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已经有了鲜明的理论特色：本质特征是以人为本，落实科学发展观；核心思想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根本方法是强农惠农，让亿万农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周建群在《十六大以来党的“三农”思想创新研究》一书中对这十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总结为“十论”，包括重中之重论、统筹城乡发展论、城乡一体化论、强农惠农论、两个趋向论、以工促农论、以城带乡论、新农村建设论、现代农业论、新型农民论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

这十年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创新发展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从全局上强化了农业基础地位，从战略上谋划了“三农”发展，从系统上提出了破解“三农”难题的根本措施，从思路上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借鉴。

当前，国家层面的农村政策体系已经在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下基本形成并不断完善，这就使得地方政府的执行与推动改革的责任更为紧要和紧迫。作为地方政府，首先要有国家社会发展的综合大局观和农村发展的责任意识，结合本地实际更好地推动政策执行和“三农”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应在实践中尊重农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帮助群众总结经验、教训，将好的和具有推广价值的经验成果进行提升，以积极的姿态思考农村改革的方向和方式，开创农业和农村的新局面。

让农业不再危险：还要跨越“三座大山”

虽然连续的一号文件极大促进了“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真正让农业走出危险境地，并非一蹴而就，至少还有三座大山需要我们跨越。

首先，水利建设的落实情况不理想。2011年我国落实水利建设投资334l亿元，虽比2010年增加了1013亿，但并未达到预期投资目标3600亿，水利部人士透露，全年水利投资未完成目标的原因是，去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出的“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在实际执行中没能较好地落实。

其次，我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科研、教育、推广机构和队伍，但创新能力尚未发挥出来，科技进步贡献率只有53.5％，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因此，2012年的一号文件锁定“科技兴农”。但专家指出，“科技兴农”与2011年一号文件提出的“水利兴农”可能面临的同样问题，即如何落实的问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我国研发资金投入占GDP的比重本身就比较低，而农业的比重更低，所以这次文件着眼建立长效机制，提出要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要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但是增加了投入，钱怎么用在刀刃上，还需要推行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最后，我们认为今后“三农”工作最核心的问题必须从土地制度入手，做好土地确权工作，让愿意进城的农民“带地进城”，让愿意留守的农民能够租种大片土地，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目前，这方面的探索正在进行，通过制度创新，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前提下，合理健康地推进城镇化，推进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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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真怀:连续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存在问题和不足

5月27日，在2012中国改革发展论坛暨《中国改革报告2012》首发式上，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彭真怀直言，连续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在主题、篇幅、内容和时间上存在问题和不足，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每年更换一个主题。我们承认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但每年都在换一个主题，今年讨论水利设施，明年讨论农民收入增长，所以基层的同志，县乡的同志根本没法掌握一号文件在说什么，刚刚有点缓过神来，第二年主题又变了，好像我们要完成一个个主题，完成这些不同的提法，就似乎对三农问题有了交代了。

二是篇幅过长。一号文件是写给基层干部看的，写给广大农民看的，但是最多是一万三千字，最少的是7980字，这是一篇学者的论文，而不是给农民看的。

三是内容重复。每年9月份开始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只是不同的内容大挪移，内容只可以增加新的内容，不可以减少，一号文件起草以后，要争取17个涉农部委的意见，起草组没有资格决定减少某一个涉农部门的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他的资金盘子。

四是发布时间尴尬。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伴随着前一年年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个文件尽管叫征求意见，实际上已经定稿了。但在1月的某天发布，这个日子恰恰是农村过春节的日子。过完春节，每年的2月底到3月初开始开全国两会，所谓的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就这样被束之高阁。

从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

看中国社会建设的方向

■经济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之后，就应该适时地重点加强社会建设，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点加强社会建设，这既是“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的需要，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衡较快发展的需要，是一举托两头的大事。

16社区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商业性便民利民服务得到长足发展，截至2011年底，我国共有城乡社区服务设施16万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23.6%。大力培育发展公益性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平均以每年10%的增长速度健康有序发展。地名公共服务不断拓展和深化。

9月14日，在国际城市论坛2012年会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推出的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正式发布。该书围绕当前社会形势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政策分析，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主题引向深入。

本书是社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对今后的一个展望。在导论中，该书提出了社会管理科学化与制度创新的十大趋势，其中构建以社会公平正义为核心的社会公共治理结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为最后一个趋势。实现从“善政”向“善治”转变，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大政府”向“大社会”转变，这三个转变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互动的过程。推进这个过程，顶层设计至关重要。

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推进顶层设计

在国际城市论坛期间举办的2012年社会形势分析会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陆学艺作了题为“新时期的战略任务是推进社会建设”的报告，介绍了社会建设的目标和主要任务，社会建设的三个阶段，以及重点推进社会建设的几个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则提出社会管理在认识和实践中存在三大误区：一是刚性“维稳观”，社会管理就是强化政府管控；二是网格化管理被滥用；三是只讲维稳，不讲维权，只讲民生，不讲民主。

这些问题，是以往“管理社会”思维的体现，就社会管理谈创新本身很难突破。于是，专家学者们疾呼“新的社会需求、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现象，更加凸现出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种重要和紧迫，不仅需要基层的经验创造，更需要顶层的制度设计。”

如果说，2011年是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元年的话，2012年就是社会管理规划元年。今年，不仅确定了38个整体推进的综合试点地区，四川、江西等地还发布了省级社会管理规划。而在这次论坛上，大家形成一个共识，就是社会管理需要在更高的一个层面上统筹规划，方能化解当下的难题。以社会建设的视角来进行社会管理顶层设计，成为解决当前难题的重要理论之一。

社会建设的研究，国内以陆学艺、孙立平、郑杭生三位先生的理论为主。对于社会管理目前学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根据陆学艺的定义，社会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规律，通过有目的、有规划、有组织的行动，构建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关系，增进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福祉，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过程。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龚维斌呼吁，社会建设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改善民生；二是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社会；三是加强社区建设，促进社会融合；四是优化社会结构，畅通社会流动渠道；五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完善社会规范体系。社会建设是社会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应把社会管理纳入社会建设之中，以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

2614慈善组织快速发展，捐赠规模不断扩大。基金会数量从2003年954个增加到2011年底的2614个，专业慈善组织发展到上万个。社会捐赠总额2002年为20.8亿元，2008年突破1000亿元，2011年超过800亿元，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一直是我国发展的中心，GDP增长成为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但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发展方式存在的问题不断暴露，社会矛盾日渐尖锐，社会秩序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群体性事件增加等问题异常突出。

这些问题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造成的，有学者测算，中国社会建设比经济建设差了15年。所以，中国不能够再唯“GDP”，需要切实扭转经济建设单一中心的状态，转而更多地关注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带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突出重要位置。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而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深刻变化的突破性认识。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建设”的概念，即“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党执政以来的第一个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文件，进一步提出“推动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

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列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专题。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要努力建成“五有”社会，进一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

我们不难发现，我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而十六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是以改善民生为主要特征。根据学者的观点，中国的社会建设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第三阶段，我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目前，我们的社会建设正在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在这一关键时刻，党的十八大将要召开，从对以往社会建设的梳理，可以肯定的是，十八大必将社会建设放在一个更加的重要的位置上，甚至将改变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主中心的独轮发展，逐渐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的双轮驱动。

8.56从2002年到2011年，城市低保对象月平均保障标准由148元提高到288元；农村低保对象年平均保障标准由2007年底建制时的840元提高到2011年的1718元；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标准由2006年的1608元提高到2011年的3400元，分散供养标准由1224.5元提高到2470元；累计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良乞讨人员1287.2万人次、流浪未成年人120万人次，2011年分别为241万人次和17.9万人次；常年得到救助的人数达81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9%。从2009年起，中央连续三年为低保对象、五保对象等群体发放春节一次性生活补贴共计355.6亿元；各级财政救助资金年投入总量从172.3亿元增长到1647亿元，增长了8.56倍。

社会体制改革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十八大后，社会建设将进入一个全面推进的时代，这是此次论坛最重要的一个共识，而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通过社会体制改革，让30多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多惠及于民，更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铺平道路、创造条件。

按照学界的一般观点，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优化社会结构。但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解决关键的“体制性”瓶颈，确切地说，应该是社会体制的建立和健全。

体制问题历来是社会进步和公共绩效的渊源所在。体制、制度的完善和进步，才是建设的真正开始。理不顺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调整就无从下手，社会建设就谈不上实质性的推进和突破，也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解决现阶段诸多的社会问题。中国社会建设必须聚焦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在社会体制上谋篇布局，才能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现在我国社会体制还很不完善，现阶段我国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是社会体制建设虽然已被提上议事日程，但人们对社会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会领域发展心存疑虑，在实际运行中被“挤兑”、被弱化的状况十分普遍，甚至将社会体制建设简单等同于社会管理，对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需要配备、提供哪些社会框架支撑，政府如何培育、帮助托起社会领域的体制建设缺乏清晰和准确的总体把握。

社会体制的构成和主要类别应该包括，社会运行体制、社会组织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区构成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目前，我们的社会体制改革的目光还仅仅停留在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等点的层面，我们需要将社会体制建设放到与经济体制建设、政治体制建设、文化体制建设的高度，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体制序列”。

进行社会体制改革，将社会建设的动力交还社会，就是要做到“政社分开”，这方面其实可以参照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那就是政府抓两头：一是抓宏观调控，二是进行基础建设。在社会领域，宏观方面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分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社会财富这块“大蛋糕”，让人民享受到改革开放惠及的成果；在基础建设方面就是要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社会事业。

最后，我们的社会建设在企业这个领域相对薄弱，城镇人口的90%以上，最直接的管理者就是企业，如果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不强化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早晚会出大事。9月23日晚，在山西太原的富士康工厂发生骚乱，当晚两批员工在宿舍外斗殴，规模扩大到最多2000人，警方在24日凌晨平息这场骚乱，部分员工被拘留。这起事件告诉我们，企业实际上是社会建设重要的主体和载体，我们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个政府、社会、企业共同治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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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皮书看舆论的社会关切

9月14日，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一经公布便得到媒体的重点关注，贫富差距正扩大、当前中国社会存在五大缺失、揭示中国社会“五大挑战”，成为众多报道的主题内容。另外，更多的媒体也注意到蓝皮书所评选的中国社会管理10件大事、2011～2012年度中国十大“最美公民”和“2012中国城市管理进步奖”。可以看到，媒体在关注贫富差距、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同时，也注重正确引导社会心理和主流价值观的确立。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但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而且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会面临许多难题和挑战。需要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

新型城镇化将是十八大后的一个大战略

1300中国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13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由此带动的投资、消费需求，至少可维持4%—5%的经济增速。城镇化不仅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动力，也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和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

9月中旬，党中央又一次举办了省部级领导干部研讨班，这次的主题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回顾历次专题研讨班，均是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问题的研讨。这次关于城镇化的研讨班，在十八大前夕举办，预示着城镇化建设必将成为十八大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略之一，正如李克强副总理在这次研讨班上所说，“城镇化……是一个事关长远的大战略，要放在实现现代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中来思考。”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

随着金融危机使我国外贸一蹶不振，国家巨额投资计划副作用的逐步显现，扩大内需成为拉动我国经济三驾马车中唯一可以快速前行的力量。

而面对国人收入普遍不高，社会保障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提振内需的抓手又在哪里呢？作为经济学博士的李克强副总理近年来在不同场合，都在强调“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梳理媒体的报道，李克强最早在2009年底考察广东时就明确提出“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求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抓手”。而这个时间正是4万亿投资计划显现成效的时候。

★城镇化是我们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计算仅为35％左右，不仅明显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水平，也低于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如果城镇化率的提高保持目前水平，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这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和城市集聚效益的提高，带来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带来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从而持续释放出巨大的内需潜能，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所在。

 2010年2月，李克强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最雄厚的潜力所在，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在此后2010年的讲话中，“最雄厚的潜力”成为一个很让人印象深刻的词语。

无论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还是经济合作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城镇化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这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智慧的力量就在于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李克强提出“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的同时强调了“差距也是潜力”。按照发展规律，城镇化率超过30%以后会进入加速发展期，城镇化将带来大量的内需。据专家介绍，如以每年1%的城镇化速度计算，可拉动52000亿元内需，约等于国内生产总值39万亿元的13%。于是，城镇化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张王牌。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从2009年开始，国家发改委牵头，民政部、财政部等十多个部委就开始着手编制《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从今年4月开始，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又带领数十人在全国多省开展相关调研，调研主题包括空间布局和形态、城市建设管理创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目前《规划》初稿已经过多轮修改，国家发改委计划在下半年将修改、完善后的《规划》上报国务院，并争取在年内正式对外颁发。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从世界上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高收入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很高，同时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因此，现代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

李克强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引述了国际上经济学家的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是21世纪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按照李克强的执政风格，如同他当年在辽宁推动棚户区改造一样，十八大之后，新型城镇化建设将会成为其执政的重要抓手之一。

56.22%9月15日，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成果发布暨第九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布了反映我国中小城市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的《2012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绿皮书显示，2011年，中小城市及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区域，经济总量达26.51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56.22%；地方财政收入达22609.50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43.12%。中小城市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断凸显。

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并举

 5月3日，李克强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的讲话明确表示，“我们推进城镇化，需要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特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并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需要指出的是，在李克强的话中“城市”和“城镇”是分开表述的。

今年我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个51.27%，严格意义讲，并不能够称其为真正的城市化率。这里所说的“城镇化”和西方的“城市化”并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实际上，从国家领导到中科院的报告，讲的都是“城镇化”，而不是“城市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发展大型、中型的城市，也要发展小型的城镇。

从近期看，发展小型的城镇显得更为重要。大型城市因为人口的急剧增长，环境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日益突出，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中型城市也开始面临这些问题。小城镇既是城市的产业、文明、文化向农村辐射的基地，又为农村提供了劳动力转移、人口转移、产业升级、质量提高的空间载体。目前，我国以小城市与小城镇化为典型特征之一的新一轮城镇化步伐逐渐加快，日前，国家发改委公布了第三批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名单，加上此前两批，共645个乡镇列入改革试点。尤为可喜的是，这些小城镇还在特色中融入生态环保、低碳节能、循环经济等现代元素，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进城镇化需要统筹谋划布局。既要遵循经济规律，也要考虑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和空间均衡发展的要求，抓紧制定城镇化发展中长期规划，研究实行差别化政策，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特别是要提高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的能力；在促进东部地区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同时，对中西部发展条件较好的地方，要研究加快培育新的城市群，形成新的增长极。

另外，城市群对区域发展具有战略引领和支撑作用，李克强7月中旬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研究制定全国城镇化发展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形成各具优势的城市群。

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养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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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以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主题回顾

★2012年9月，主题为“推进城镇化建设”

★2011年2月，主题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

★2010年2月，主题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2008年9月，主题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2007年2月，主题为“学习《江泽民文选》”

★2006年2月，主题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005年2月，主题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2004年2月，主题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003年9月，主题为“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47%十六大以来这10年，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基本形成，城镇吸纳就业能力持续增强。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总量达到1.1亿，城镇就业人员占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1年末的47.0%。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洗脚进城”，到2011年，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突破2.5亿。

推进城镇化要破解深层次问题

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的最大表现在城乡差距，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二元结构的问题，甚至表现为城市中最突出的差距。比如，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住房等较多困难，城市和工矿还存在不少棚户区和困难户。这些问题如处理不好，就会阻滞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甚至会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处理这些问题，总的来讲，是要协同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在“三化协调”发展的格局中，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而城镇化更是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

★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要抓住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结构调整的机遇，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他强调，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推进城镇化，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必须严格保护耕地，切实保障粮食安全，夯实“三农”这个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中国的城镇化应是“人的城镇化”，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看来，城镇化实质就是“给予所有进城的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这是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根本和真正的出发点。”

但要破除城乡二元必然会牵涉到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必须依靠改革来推进。仅就户籍制度改革而言，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到2011年国务院《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出台，都要求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但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在全国不同城市调研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改革。推进城镇化，要努力在改革攻坚中破解深层次矛盾。围绕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土地节约集约、户籍和社会管理、资源环保等问题，实现体制机制创新，正确处理好利益关系，为发挥城镇化效应提供制度保障。

城镇化在给我们带来巨大机遇时，也带来各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从空间布局和形态、城市建设管理创新、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促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全面为城镇化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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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问题困扰城镇化

由于历史传统、经济社会、体制机制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出现了一些必须高度重视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发展水平总体滞后；二是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三是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尽合理；四是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不强；五是城镇化过程中城乡矛盾突出；六是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亟待破除。

■耀眼的经济增长数据，并非这十年最根本的成就体现，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才更为真实和宝贵。2003年，胡锦涛在建党八十二周年之际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被外媒称为引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转型的十年·软实力的

十年·以人为本的十年

直面改革中的两难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牛新春说：“今天的改革有时不得不面对许多两难问题——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改革，不一定符合部分群众的眼前利益。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不一定有利于社会稳定。符合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可能会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设计改革方案，要精巧平衡各方利益，推行改革方案，要尽可能凝聚更多力量的支持。”

十六大以来这十年，中国在总体上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社会矛盾积累、改革瓶颈难以突破的阶段。对这十年的判断，必须用大尺度来衡量，必须将其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整个过程和整个世界格局中来评价，作为经济转型的十年，打造软实力的十年，树立以人为本观念的十年，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将在不久的将来逐渐显现。

经济转型的十年

回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中国完成了数字的超越，实现了理念的跨越。

2003年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11年则达到5414美元，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58786亿美元，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1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十年来最慢的年份之一，但在全球经济疲软且前景不明的大背景下，9.2％的增速仍令人瞩目。

在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这十年，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的深水区。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个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的思维理念后，2007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又首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0月，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以往所提的经济增长方式虽只有两字之差，但内涵却相差甚远。

但是，大船难调头，对于几十年来形成的偏重型化的工业来说，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也必然要伴随周期性的反复。另外，日益严峻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使我国本来就在转型期的经济，一度陷入两难境地。

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受到巨大冲击。2008年11月5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不少学者提出，过度投资“铁公基”将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内需的拉动。但当时的情况是，如果不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够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或将引发更大的社会危机。

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相继出炉。一方面，通过扶持产业发展，应对经济下滑的局势；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各个重点行业进行梳理、重组，并借助财政、税收政策等，形成长久的产业竞争力。

即便如此，2009年仍成为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12月5日，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在此背景下，中央既提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又明确提出“调结构”的要求，要把金融危机转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到2011年，中国经济逐渐走出经济硬着陆的阴霾。在随后的日子里，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需要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宏观数据的空间，需要宏观环境的宽松。

2012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这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7.5％的GDP增速，恰恰回应了这种“空间”的需求。

对此，温家宝总理的解释是，这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而更多专家的分析则认为，这一放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为后续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空间，同时也为居民收入增长留下了差距余地，使得二者增速能够尽快持平。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指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实际增长10.7％，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相对于欧洲和美国，中国经济正在弯道超车。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2002—2012经济数据

    8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题为《新世纪实现新跨越新征程谱写新篇章》的报告显示，2003年至2011年，中国经济10.7%的平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其中有6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打造软实力的十年

当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很多人都在喊“狼来了”。但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再惧怕“狼”，相反，我们已开始“与狼共舞”。WTO讲究的是游戏规则，背后隐含的是制度和法律的软实力。

首先是政府依法行政基本入轨。中国是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法治必须在国家中有统一、尊严、权威，法律必须在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2011年3月10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次是文化软实力，2011年3月，“十二五”规划将“传承创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单独设为一篇，对“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发展作出了总体部署。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问题，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新形势下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行动纲领。

人才是第一资源。如何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变为巨大的人力资源，走人才强国之路，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条必由之路。十年来，我们的耳畔，频繁敲响人才强国的强劲鼓点：2003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上，人才强国战略被写入大会报告、载入党章；2008年底，启动了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2010年4月，印发《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2011年8月，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公室制定了《青年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细则》，大力引进青年优秀人才……

科技和自主创新也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7月6日至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而这次大会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首先要回溯到2006年1月召开的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此后，国务院专门领导小组带领2000多名各界专家历时3年制定的国家科技发展蓝图——《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方针，对我国科技发展做出了全面规划与部署。自2006年来，中国研发经费支出实现每年20％以上的增长，从当年的3000亿元，增长到2011年的861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42％提升到1.83％。

软实力的作用也许比我们想象得要大得多。《大国崛起》纪录片中有这样的片段：二战后的日本，在一片废墟上，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的崛起。究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表示，日本战败以后被炸为废墟，但是它还是留下了明治维新以来百年发展的底子，像科学技术人才，还有一些学习西方的，搞工业化的一套东西，所以，它虽然物质上像楼房炸塌了，但是它这些，用现在的话就是“软实力”，这是日本战后尽快经济腾飞的一个基础。

胡鞍钢：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总结中国的成功之道：

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和动力看，中国进入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国际化的加速发展期，这为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

从政治发展的特点和条件看，中国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成为中国决策正确、发展成功的最关键政治条件。

从决策理论和实践看，“集体总统制”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

从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看，党中央创新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这一东方巨人大步前行的“思想灵魂”。

最后，从发展的创造力来看，十几亿中国人民是创造中国奇迹的真正英雄。

树立以人为本理念的十年

耀眼的经济增长数据，并非这十年最根本的成就体现，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才更为真实和宝贵。2003年，胡锦涛在建党八十二周年之际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三民主义”，被外媒称为引入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并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

近十几年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恰恰也是群众意见最多元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性质和定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并对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了全面部署。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不断加大民生投入，让改革成果惠及百姓成为近年来中国政府的一个重点。包括取消农业税，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学杂费全面以及保障房建设等。

媒体通过统计近年来的全国“两会”热案发现，个税起征点、收入分配、房价、教育等民生问题常年占据社会舆论的主要视野。在财富的蛋糕越做越大时，如何“分蛋糕”，让国民共享财富，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主要议题。

2010年劳动节前夕，胡锦涛发表讲话，提出“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同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与“体面劳动”和“尊严”一脉相承，“幸福感”也进入官方话语。这些词无一不在明示着，人民需要的不再是简单地分配社会财富的大蛋糕，更重要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加强社会的公平正义。

如果说，前30年主体性改革是经济体制，那么，这十年，在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启动之前，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改革的主体性内容。从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到2011年全面启动社会管理创新，再到今年胡锦涛7·23讲话，所有这些最终都是为了要“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主体自觉，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全党树立了一个榜样。能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这是国家领导人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表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历史时期适应新时代变化、新时期执政任务的治国共识。

建设学习型政党这十年

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

8月3日，《中国组织人事报》刊登习近平关于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的文章。习近平表示，我们必须按照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和掌握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牢固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用科学理论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认识，在大风大浪面前坚持正确立场，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从2002年起，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下，中央政治局连续10年进行了77次集体学习，147位专家学者走进中南海，为他们授课。集体学习制度，凝聚了领导集体的共识，每一次集体学习，由于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显示了高层当前最为关注和希冀着力的落点。各界也将政治局每一次集体学习的主题，视作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一个重要信号。  

学习型政党：十年建立自上而下的学习制度

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学习，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秘密之一。但“学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深入，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过去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也日渐突出。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如何把握历史机遇、迎接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是以往中国领导人所不曾遇到的，亦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严峻考验。

一位曾经给中央领导授课的教授说，新领导集体和既有治理机制在原有经验中没有遇到过这些新情况，需要从行动型向思想型转变。

在这个历史关头，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人决定通过学习来把握世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应对措施，使中国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有序、健康、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可以说，这一代领导人回归了“学习”的本意，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视学习的领导集体之一。

虽然以集体学习凝聚共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固化下来却是始于十六届政治局。2002年12月26日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说：集体学习“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

2002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指出，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为了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需要，为了更好地承担起党和人民所赋予的重任，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学习。除了自学以外，中央政治局还要进行集体学习。今天这次学习活动，是新一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第一次，开了个头。这要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有自觉学习意识的政党”，重视学习、不断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90年风雨砥砺中始终秉承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政治品质。2010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从此，“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让这种传统在战略层面推动，让这种品质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推广。

2011年6月，中央外宣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宣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王晓晖表示，中央成立了由中宣部牵头的中央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协调小组，还先后分4批向党员干部推荐了25种学习书目。下一步中宣部将高标准、高质量地抓好党委中心组的学习，推动领导干部深入基层参与学习活动；加强对干部的培训，确保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年脱产培训的时间不少于110个学时；把述学、述职、述廉一同列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干部学习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和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完善和落实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制度”，是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学习型领导班子的重大举措。在十年时间里，从上到下，各级各地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了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这种学习制度不同于一般的党员干部学习，不同于党校学习和其他干部的脱产培训。而是以理论学习为重点，以个人自学与班子集中学相结合为形式的领导干部的在职集中学习。这一特点，也是它的难点所在。

在江苏省委中心组的学习导向引领下，该省正构建起各级领导班子全员学习、学习工作一体化的制度体系：出台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工作六大项36条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按照“突出特色、注重实效、典型引路、示范带动”的原则，全省确定了省发改委、省经信委、南京市江宁区委、江阴市委、南京大学党委等30个单位为首批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工作示范点，并制定了8条工作示范点标准。

部分中南海老师所属单位情况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12次

根据公开信息，1999年以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12次，除了2001年和2009年外，每年一次，且大多集中在每年的冬季。而参与者通常包括了省、市、自治区的行政首长和党委书记，还有各大军区以及各大部委的主要负责人，时间为一周或数周。

研讨班主题包括：金融、财税以及国际形势与世贸组织研究，还有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江泽民文选》、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等。

学习的力量：沉着应对十年复杂考验

进入21世纪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全球化浪潮。体现在77次学习中，学习主题中带有“世界”、“国外”和“全球”字眼的就有27次，占到36％。中央政治局通过集体学习广泛地吸取世界各国在社保、政府服务、金融管理、安全生产、城市化等各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治国执政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尽管遭遇种种挑战，但依然势头迅猛，过去五年平均超过10％的GDP年增长率令世界瞩目。中国政府也一直注意改进执政能力、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根据初步统计，经济相关课题占到35次，约占总学习主题的50％，其中包括从世界经济形势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话题。

201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此次集体学习的主题是“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随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在媒体采访中表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一个抓手，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大战略。国家有意识地提前布局，也是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都从学法开始。“法治”是77次课程表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之一，是仅次于“经济”的另一大热点。十年来，法治学习的内容包括首次集体学习的宪法专题、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以及物权法、知识产权法等内容，突显出中央领导集体对法制建设和以法治国的高度重视。

《民主与法制时报》于2011年4月刊登文章《中央政治局集体学法18年》。文章介绍了中央政治局从1994年至今学法的历程和学法的由来。1986年是“一五普法”的第一年，1983年至1988年间担任中国司法部部长的邹瑜想到，全民普法，首先要领导带头，于是在1986年6月，他给胡耀邦写信，谈了这个想法。一周时间不到，中央即开始商量上课计划。1994年的中央法制讲座，与“二五普法”有关。原司法部法宣司司长刘一杰回忆，1991年开始了“二五普法”，到1994年时，司法部党组经慎重研究，向书记处正式提出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法制讲座。在中共十六大后，中央集体学法制度演变为集体学习制度，学习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法学范畴。

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今年胡锦涛7·23讲话中，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从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情况看，党建始终是一个学习重点。据统计，在77次集体学习中，专题涉及党建的学习有8次。党建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党内民主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先进性建设、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刊登文章《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与学习型政党建设》，详细讲解了中央领导人学习的历史过程。萌芽与雏形，1980年代的科技讲座与法制讲座；初步制度化，1994—2001年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正式制度化，十六届政治局集体学习。集体学习趋于规范、成熟，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项正式制度。

“教育、就业、分配、社保、医疗、安定”，是百姓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六大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作为社会的重点和热点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在77次中南海集体学习中，专题研究“民生”问题的有8次，学习内容涵盖了上述六大方面。中南海集体学习所传递出的众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信息，成为媒体及专家学者谈论较多的话题。

总之，通过这一系列的集体学习，第四代领导人的整体执政能力大大提高。这一代领导人在过去的十年里，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直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人沉着应对，经受了种种挑战。

学习型政党要做到三个“高度统一”

   7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习型政党建设需要把学习基本理论同向实践学习密结合起来，把向经典作家学习同向群众学习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同学习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习国内经验、把握国内大局同学习国际经验、把握国际大局紧密结合起来，把学以致用改造客观世界同学以明德改造主观世界紧密结合起来，把提高执政能力同增强道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便是学与用的高度统一，知和行的高度统一，能与德的高度统一。

中国悄然步入“微政治时代”

一股全新的“微政治”力量正潜在地塑造着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活，改变着政治活动以及政策过程的程序与重心。

提出“微政治”概念的北大王丽萍教授认为，“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我们已经浑然不觉地步入“微政治时代”。

共识与贯彻：一个有力的施政抓手

在中央集体学习不仅仅是有助于制定决策，更重要的是宣传和推行决策，也就是说，提升执政能力的功效要远远超过增强决策水平的价值。

一旦有最新的学习动态，不仅地方会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会出现以他们的学习方向为导向的学习热潮。当授课者们从中南海出来，地方各级部门纷纷邀请授课者，演讲主题多与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主题相近。这使得授课者从怀仁堂的课桌扩展到全国各地的讲堂，在传达高层态度、传导学界观点中，实现知识最大化。

“政治局十年来的讲课课程以及所出台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大体的趋势，就是当年讲课的内容，都是一段时间内政治局比较关心的问题，制定政策也好，做决策也好，都需要事先进行学习。于是就请学者或者专家来讲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说，政策和讲课的内容有一个大体吻合的趋势。

所以说，中央领导的集体学习是一个信号、一个加速点。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三中全会之前的8次集体学习，则从不同角度对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2008年4月，中央政治局举行集体学习，内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此时，即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初露端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被迅速推上议事日程，成为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  

通过这77次集体学习，这十年，我们至少确立和坚定了以下十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确立了和平崛起的基本理念。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

第二，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是新形势新任务对我们党领导人民更好地治国理政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第三，确立了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    

第四，确立了“两型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充分认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下最大决心、花最大气力抓好节约能源资源工作。    

第五，确立了就业优先的基本理念。必须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

第六，确立了最严格的土地管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即“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第七，确立了“三个最大限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理念。着眼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更加积极主动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

第八，确立了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基本理念。建成农工贸紧密衔接、产加销融为一体、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多功能的产业体系。  

第九，确立了社会保障广覆盖的基本理念。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统筹协调做好各项工作，实现社会保障事业可持续发展。

第十，确立了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根本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任务。

编者按

近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完成，由全国40个选举单位通过民主选举共产生2270名代表。官方于8月13日夜间公布了代表名单。中央外宣办8月14日10时就中共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在发布会上介绍了这次选举在扩大党内民主方面采取的新举措。针对这次代表的选举如何体现党内民主进程等话题，本刊约请中央党校李良栋教授撰写了专论。

从十八大代表选举看党内

民主进程

必须不断扩大党内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搞好自身建设和推动国家民主、社会民主的保证和动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内组织和政治生活的性质必须是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是由成千上万个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以平等身份自愿结合起来的政治集体组织，绝非是少数人自己活动的政治舞台。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只有充分发挥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凝聚全党的意志，集中全党的智慧，党的先进性才能不断体现。因此，必须承认和切实保障全体党员都有了解党内重大事项、参与管理党内事务的权利，这是党内民主的核心要求。党内政治生活的重大决策和重要干部的产生，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人人能够知之、人人能够真正参与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党内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

其次，扩大党内民主又是推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治系统的核心，执政党的地位决定了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对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制约关系，直接影响着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从党的执政地位上看，党的大事也就是国家的大事，党内重大问题能够民主决策，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有了可靠的基础。从党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理所当然地应当是民主的模范，党内民主健全了，全国人民就会学习、效法。总之，没有共产党党内的高度民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社会民主一样，也经历了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过程。近些年来，党内民主在发展途径、活动方式、制度规范等方面积累了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内民主做了比较全面的规划和部署，提供了行动指南。各级党组织从客观实际出发，在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实践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譬如党内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程度正在不断加大；一些地方开展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一些地方实行基层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结合等，适应了国家民主、社会民主发展的客观需要。

十八大代表选举体现党内民主

这次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与以往相比，体现了党内民主有较大进步。中央提出的“两增两减，一个提高”等代表结构要求都得以圆满完成，生产第一线的代表名额比例明显提升，有26名农民工当选。这都说明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问题上正在努力追求价值目标的实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差额选举比例提高到“多于15%”，这表明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产生在程序民主方面有了进一步改善。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中，差额比例逐步提高。十六大党代表的差额比例要求是多于10％，十七大党代表的差额比例要求是不少于15％，这次十八大党代表的差额比例要求多于15%，这说明党内民主正在逐步扩大。就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实际情况和目前的党员素质、民主能力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结构的需要上看，提出“多于15%”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当然，将来这个比例还要继续扩大，以真正保障党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这次党的十八大当选代表中除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外，还有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代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员代表当选，他们能够反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表达，有助于党内决策倾听来自各方面意见。

十八大代表的“新面孔”

石磊

200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街道西花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今年5月，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成为全国20多万扎根农村的大学生村官中的首位十八大代表。“我刚工作4年，就能成为向省里推荐的7名人选之一，这充分说明党组织对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关心和培养，说明广大党员对大学生村官的认可和期望。”

闫文静

2006年到广东打工，入职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今年5月，当选为十八大代表，广东省唯一的农民工代表。在同事眼中，心宽体胖的闫文静是热心、爽朗、活跃、能干的代名词，“大家都觉得她就像一团火一样。”

王志霞

曾经的下岗女工，今天的吉林省长春市汇通驾校党委书记、校长。在5月召开的吉林省党代会上当选为十八大代表，成为吉林省唯一一个来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员代表。“当年我们35个下岗职工中有13个党员，我们说，共产党员永远不下岗，成立了党支部。”追忆过去，让王志霞眼眶湿润，“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2006年，驾校党支部变党委。”

在选举过程中，很多单位采取召开会议等方式听取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意见，这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自觉追求。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应该也可以听取党外意见，接受党外人士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我们党在任用重要干部的时候历来要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逐级遴选的过程中也要听取他们的意见。毫无疑问，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民主逐步扩大、完善的重要标志。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可以说，十八大代表的选举工作释放出一个信号，中国共产党正在把党内民主推向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任务迫切地提上党的建设的日程。在党内民主建设上，我们还面临着一连串艰巨的任务需要完成。譬如，党内政治生活如何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使一些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应该知道的重大问题尽快让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知道；干部选拔制度如何实现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真正做到选最好的人，用最好的制度选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如何变革，以适应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等，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提出改革方案，逐步加以解决。

但是，正如任何民主的发展都要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一样，党内民主也只能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作为一种奋斗方向和发展目标，必须经过持久不懈的努力，有领导有秩序地稳步实现；而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更不能用“大民主”的办法来推进，那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党内政治生活的无序和混乱。

医改的突破

新出台的《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成为患大病人群的又一福音。

今年8月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公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大病保险将对一小部分人群个人负担的合规医疗费用在基本医保已经报销的基础上再次给予报销，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尽量避免“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消息一经传出便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对那些患有大病，经过基本医保初次报销后依然无力医治的家庭的确是一个福音。

    10年前的改革拉开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大幕。从2003年开始，非典型性肺炎事件暴露出中国公共卫生体系的薄弱环节。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引起强烈反响。2006年6月，国务院筹划启动新一轮医改；9月，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强化政府责任。2007年，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包括北京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多家海内外机构提交、讨论医改方案。2008年，温家宝总理在4月与9月两次主持召开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向社会征求意见，10月，《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5万余条。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审视10年的医改之路，“基本”两个字贯穿始终：建设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有争议的10年似乎在瞬息间就已匆匆滑过，但这其中留下的是越来愈多的“惠民”政策。中国的医改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医改，由于它肩负着兼顾这13亿人的看病问题，因此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它将是艰难而又曲折的漫长过程。

13亿的95％

医改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让人人看得起病，医保体系的建立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自2009年新医改方案提出后，中国全民基本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截止去年底，全国有13亿4700万人口纳入到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城镇职工医保2.52亿人，城镇居民医保2.21亿人，新农合8.32亿人，覆盖率已经超过95％。

“新农合”是十年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中国有8亿农民，在农村看不起病的现象已存在多年并十分普遍，而不解决好农民的医疗保障问题，就无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资金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解决。至此，在中国农村建立一套医疗保障体制的尝试再一次起步。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这是我国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卫生问题进行大规模的投入。也是中国两千年来，农民破天荒第一次获得了最基本的医疗保障。

2011年，政府对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补助标准均由上一年每人每年120元提高到200元；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力争达到70％左右。而从2012年起，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助标准从每人每年200元提高到每人每年240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普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范本。

破除“以药养医”怪圈

    2012年9月1日，继北京友谊医院开 展“医药分开”后，北京第二家大型公立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医药分开”试点正式启动，该院上千种药品全部实施进价销售。据了解，新药价以及和过去旧药价对比，降价幅度在10％到15％之间。既医药分开的试点，9月9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还表示，北京将探索建立联合招标和价格谈判机制，努力挤出不合理的价格水分。

为何要医药分开?因为只有通过医药分开，铲除以药养医的基础，让公立医院不再逐利而回归公益性，才有助于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这一顽疾。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正式公布，其中，医药分开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为了改变以药养医的现状而出台的重要举措。有业内人士曾表示，这戳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痛处。

医药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硬骨头”。多年来，“以药养医”一直被认为是医疗行业的一大顽疾。中国自1954年开始实施“以药养医”，是对公立医院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补偿机制。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院的运营、发展费用很大程度上靠药品加成解决，公立医院对药品加成的依赖程度逐步增强，一定程度上刺激公立医院和医务人员多用药、用高价药。

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医药分开”虽然是解决“看病贵”的重要一步，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灵丹妙药”。要基本消除“看病贵”的问题，还需要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河南省卫生厅厅长刘学周说：“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甩掉了背在医务人员身上的‘黑锅’。但要真正将药价降下来，政府在流通环节监管上大有可为。”

大病保险：解决贫病问题

我国医保的覆盖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老百姓看病、就医有了基本保障，虽然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已经达到70％左右，但是，对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对农村人口、无业人员）来说还是相当困难，特别是一些重大疾病治疗药物不在报销范围内，所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在现阶段仍然比较突出。

钱只有那么多，是给2000个人看感冒，还是给20个人看大病，这是个问题。

    2012年8月30日，六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大病保险终于成为全民医保体系中新设计的一类补充保险。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指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保障水平还比较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患大病发生高额医疗费用后个人负担仍比较重，存在“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现象。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是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对大病患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进一步保障的一项制度性安排，可以进一步放大保障效用，是基本医疗保障功能的拓展和延伸，是对基本医疗保障的有益补充。开展大病保险，对城乡居民因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给予报销，目的就是要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使绝大部分人不会再因为疾病陷入经济困境。

此外，“大病保险”中的一大亮点是：大病保险补偿实际支付比例不低于50％；按医疗费用高低分段制定支付比例，原则上医疗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随着筹资、管理和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后还将逐步提高大病报销比例。也就是说，个人不用再额外缴费，并且原则上医疗费用越高报销越多。

大病医保也结合我国自身特性，采用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创新形式，拿出部分资金，由政府制定基本政策，进行大病保险，商业保险机构以保险合同方式承办，自负盈亏。下一阶段，如何确定各地的保费，让老百姓交得起，同时更让百姓的大病费用得到保障，也要兼顾保险公司的盈利，成为各地政府推行这一政策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金融改革寄望市场化

金改“十二五”规划的最大亮点是市场化

9月16日，央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国际金融论坛2012学术报告会”上表示，经过长达两年的调研，金融改革十二五规划即将推出，此次金融改革的基本原则，坚持市场化和商业化改革路径。翌日，“一行三会”同时公布《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简称《规划》）。《规划》从完善金融调控、优化组织体系、建设金融市场、深化金融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等方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任务，勾勒出“十二五”我国金融业发展全景图。

潘功胜此前在国际金融论坛上指出，“过去的10年，在政府目标的引导下，政府通过金融体系为经济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低成本资金，从而通过大规模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但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宏观管理手段存在着诸多问题。”金融体系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改革效果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制约，而打破制约的重要途径是市场化。

市场化主题

《规划》内容涉及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诸多战略及战术层面改革；在社会融资结构方面，涉及间接融资及直接融资等金融结构方面改革；在金融组织结构上，涉及金融机构综合经营试点和微型金融组织的发展问题；在宏观审慎和微观金融监管方面，则涉及构建宏观审慎管理政策框架等改革问题，可谓为新一轮金融改革圈出了重点。

其中，第五章“改革攻坚不断完善金融运行机制”从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继续深化金融机构改革，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六点进行了破题，并明确要“坚持按照市场化方向推进金融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改革”。《规划》还提出“以直接投资便利化为出发点，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明确了未来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为“基本可兑换”。

《规划》从更宏观的角度对利率市场化问题给予明确，同时，《规划》对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步骤也表述得很清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巴曙松表示，《规划》在讨论利率市场化时，主要涉及三个部分，即完善基准利率并扩大应用；提出通过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路径，这实际是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强调了完善宏观层面的利率调控体系以及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

服务实体经济

《规划》强调要“进一步研究建立人民币对新兴市场货币的双边直接汇率形成机制，积极推动人民币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周边国家货币汇率在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这一方面有助于降低贸易成本、促进人民币的使用，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市场在进一步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中的作用。

《规划》还提出“推进金融机构股权多元化，研究国家对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合理持股比例，完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就此，专家表示，这个改革其实很有必要，也是当前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这是因为国有控股金融机构规模都很大，只要腾挪一定比例的资金出来，就可以有效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其发挥更大的资金效用。

央行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社会融资规模由2002年的2万亿扩大到2011年的12.83万亿，但金融脱媒的趋势日益明显，人民币贷款占比由2002年的91.9%降至2011年的58.2％，大降33.7个百分点；与此相反，其他融资方式快速上升，2011年，除人民币贷款外的其他方式融资为5.36万亿元，是2002年的32.7倍，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达41.8％。

资料显示，在“十一五”时期，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已经明显提高。“十五”时期的2002—2005年年平均仅为5.03％，“十一五”时期年平均则攀升至11.08％。为了达到15％的目标，显著提高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规划》指出，要加快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着力完善股票市场、积极发展债券市场。

预计“十二五”末，金融服务将基本实现全覆盖。《规划》指出，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支持科技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对“三农”、小型微型企业等领域的贷款增速超过全部贷款平均增速，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基本完善，功能进一步发挥，保险覆盖面和服务领域明显拓宽。

存款保险数量化

《规划》用量化指标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目标，即金融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保持在5％左右。东部沿海地区早已超越这一指标，深圳2011年金融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15％。但由于区域之间差距较大，5％作为全国性的平均水准，对中国金融业来说较为实际。

通过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放宽金融机构准入门槛以及扩宽融资渠道等措施，势必加大金融行业的市场化竞争，同时抬升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几率。15年前的老话题——银行业存款保险制度重又提上日程。央行行长周小川是积极推动存款保险制度的金融要员之一，他已不止一次公开呼吁适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3月份，央行行长周小川更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建立这一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早在1997年，央行就已开始研究存款保险制度。10年后的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推行存款保险制度。但酝酿15年后，该项制度仍未在中国得以推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认为，从金融改革的角度看，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银行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民营资本才能够进入，经营不善的金融机构才能够退出。

长期以来，中国在处置问题银行的过程中，储户损失基本上由国家承担，实行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纵深推进和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更加市场化的存款保险制度呼之欲出，为利率市场化与金融机构退出市场保驾护航。

但保险的范围、赔付的标准、监管的机构等各方利益的均衡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还需进一步的细则出台。不过，《规划》中透露出改革的积极信号已经有所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