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主流话语权旁落之忧

作为中国媒体的中流砥柱，党报的话语建构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构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软实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形象的塑造。然而，党报的话语建构能力已今非昔比，主流话语权存有旁落之忧。如今，就意见表达而言，中国民众都同时生活在官方舆论场与坊间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中。这两个舆论场的影响可谓是此消彼长，且坊间舆论场的影响有愈来愈大之势。其实，坊间舆论场的影响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在撕裂和困惑着这个社会，因此，官方舆论场的理性与弥合作用及作为空间也在当下凸显。本期特别策划深入探讨党报话语权的待解困局及成因，明析党报在当前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责任与担当，并提出了提升主流话语权的对策与建议。

（摘自《人民论坛》）

大病难愈成医保制度最大缺憾

中国现行医保体系注重基本医疗保障，而大病费用主要由家庭和个人承担。政府在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外的救助资源微薄、覆盖面狭窄，远远不足以弥合病困群体的资金缺口。在“未富先老”“未富先病”的阴影下，中国人慢性病、重病发病率连连走高，大病风险已非单个家庭所能抵御。大病，正成为当前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最大的缺憾。2011年1.73亿中国人面临灾难性医疗支出。对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大力投入，遗漏了大病风险，弱势群体的处境近年更相对恶化。

（摘自《新世纪》）

再议工商质检合一

“工商、质检将要合并”的消息已经在基层传播了两三年。近期“毒胶囊”、“毒茶叶”等药品、食品安全问题又让社会愈发关注监管领域的改革。深圳已经实施3年的大部制改革是此次改革的蓝本，而全国范围内的“工商、质检合并”正处于调研阶段，此项改革已经在酝酿之中，未来或以“市场监管局”的统一监管取代现行各管一摊的模式。专家表示，改革所牵涉的人员分配和既得利益改变将是改革的最大障碍，新机构可能依然面临如何保证运行机制顺畅的问题。

（摘自《中国经营报》）

中国弥补软实力“赤字”不易

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8日

中国正花费数十亿美元提升软实力，尽管作出了这些努力，但投入收效甚微。如果中国的软实力在美国得到提升、将有助于减少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要成功地提升软实力，其政治制度必须释放公民社会的聪明才智。

家长为子女入学灰色地带埋单

香港《南华申报》5月5日

年轻家长花费超过100万元人民币来购买一套房子，使自己的户口能转到一所顶尖小学所在的学区，这样的房子被视为进入重点小学的昂贵门票。成千上万的家长正在为教育体制的“灰色地带”付出艰难和高昂的代价。

拯救GDP

因为113个重大在建项目全部资金不足而停工，河北省政府领导带队向高层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希望得到支持。结果，他们喜悦而归。这喜悦部分应该归功于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明确“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根据变化加大预调微调力度”。经济学家们纷纷将此次会议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一次行动信号——为防止经济放缓过快，更多刺激经济政策将出台。事实上，这样的信号更早就传递到中国经济的相关管理部门。发改委原计划下半年启动的水利、保障房以及新能源板块的70多个项目，现在已经全部提前进入到审批通道。“这些项目现在已经到财政部，由中央财政出资部分正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在近期将陆续提前落实。”知情人士透露。

（摘自《经济观察报》）

深圳地改探路

5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现身深圳，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以往任何一次到访，他带来的全面启动深圳新一轮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决定，意味着深圳又将进入一个划时代的土地市场，这也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历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抉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不会再像改革前30年那样了，我们更多的应该释放制度的红利，靠制度红利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因而这次改革要求深圳探索土地配置的市场化、土地利用的高效化和土地管理的法制化。”

（摘自《中国房地产报》）

铁道部“画饼”引资

在引进民间资金上，铁道部频频亮出动作。业内人士指出，铁道部的政策只不过是给民企画了一个吃不着的“饼”。“不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民企就无法获得话语权，无法掌控市场盈亏，铁道部政策不会有多大效果。”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直言。对于此次铁道部高调欢迎民间资本的举动，除了响应国务院“上半年出台‘非公36条’细则”外，缺钱才是铁道部出台政策的根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铁路系统建设运营困局，必须解决铁道部的政企不分问题。

（摘自《中国经营报》）

景区成了中国地方政府的“摇钱树”

日本《东洋经济》周刊5月26日

中国景区的门票涨价一直饱受诟病，最近景区门票收入被地方政府当做“新财源”塞进自己腰包的弊害日渐显露，需要中央政府积极应对。地方政府利用景区圈钱，引起了舆论的强烈批评。甚至有人认为这相当于变相增税。

“山寨”能力仍可助中国成功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23日

中国的创新理念和美国大不相同，他们开始思考“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美国国会最近举行了一场听证会，对中国的创新政策和成果作出评估。认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虽然不会取代美国，但需要警惕其“山寨”能力。

“广货全国行”开拓大省

关系新模式

2012年以来，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进，各省区之间进一步深化交流，逐渐加强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合作。仅3、4月间，就有16个省区之间签订了11项重大区域合作项目。“广货全国行”活动开展3年多以来，与全国20多省区签订重大项目500多项，促进了广东省与兄弟省份的交流合作，为省区合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

2009年，广东省制定出台《全省扩内需促消费保增长活动专项工作案例》，同年4月，省经信委下发《关于印发广东产品全国行系列活动案例的通知》。随着2009年4月6日“广东产品全国行”系列活动首站在西安的启动，广货全国行正式启动。到2012年，广货全国行已经进入第四年，三年多以来，“广东产品全国行”层层深入，北上西进，进一步深化经贸往来，发展优势互补，实现区域间的互利共赢。它不但是广东省与广货内销各省之间共同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较快进展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粤货、粤企、“广东制造”探索“内外并重”、发展实体经济区域合作方式的一条新路。

广货已经在全国掀起热潮

广东产品越来越好的同时，行销渠道的进展，“广货北上”、“广货西进”、“广东产品全国行”活动的步伐也在大踏步的向前推进。2009年，广东省制定出台《全省扩内需促消费保增长活动专项工作案例》，同年4月，广东省经信委下发《关于印发广东产品全国行系列活动案例的通知》。随着2009年4月6日“广东产品全国行”系列活动首站在西安的启动，广货全国行的号角正式吹响。

广东省出台促进“广货全国行”活动政策

“广货北上”新模式——“优粤城”模式

“厂家+平台+商户”模式：“优粤城”在全国首创“厂价直营、批零结合、展贸合一、专业推广”商业模式

◎“优粤城”经营目标：

在每个省会城市建立一个广货异地商贸城，通过当地区县商户的带动，覆盖整个区域，从而打造一个永不落幕的广交会

◎广东省外市场开拓计划

广东省经信委《2010年全省市场开拓和经济协作工作》提出，争取在全国范围内建设8个或以上广东商品销售基地或销售中心

在湖北建设广东农贸产品销售基地

在吉林建设广东装饰材料销售基地

在黑龙江建设广东家具销售基地

在河北建设广东家具销售基地

在浙江建设广东装饰材料销售基地

在湖北建设广东家具销售基地

在重庆建设广东名优产吕销售基地

在陕西建设广东建材销售基地

广货全国行基本模式及特点

政府主导：书记省长为“广货北上”站台

“广东产品全国行”自2009年在西安首站正式启动以来，省领导高度重视，多次亲自推销广货。汪洋书记以及时任省长的黄华华亲自率领党政代表团参加了广东产品湖南行、广西行等地的活动，为广货“站台”。进入2012年以来，由省委书记汪洋，省长朱小丹率领的广东党政、经贸代表团又分别在武汉揽下千亿元大单，在郑州达成了705.62亿元经贸合作项目。这已是广东省委书记、省长连续第四年为“广货北上”站台。

完善服务:“优粤城”打造“广货北上”新模式

随着“广东产品全国行”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粤企意识到在省外投资开辟制造基地、打通自主贸易渠道对商品外销、服务延伸大有裨益。2009年，重庆广东优粤城在国内率先筹建，成为广东省委、省政府首批授牌的八大广东异地商贸城之一。

2010年5月11日广东省发布《关于加快经济进展方式转变的若干意见》，强调要“深入推进‘广货全国行’。支持企业在国内主要城市建立‘广东商贸城’、‘广东商品直销中心’等内销平台，并加大对中等城市的市场开拓力度。”经过两年的进展，2011年，优粤城已成长为广货北上“阵地战”的排头兵。

省际合作：与资源大省签订重大项目推进广货进展

广东历来高度重视与国内资源大省的经贸合作。充分利用兄弟省份自然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科教优势显著等有利条件，在扩大广货推广方面积极谋求与各地建立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广东产品向全国推进的步伐。

2012，“新广货”新思维

随着广东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广货”的内涵也不断演变，以最初的“珠江水、广东粮”，到“粤建材、岭南服”，再到“粤家电、粤IT”，到近几年的“粤汽车、粤装备”，产业和产品层次不断高级化。目前广货的内涵又发生了重大变化。2011年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约达1.3万亿元，下一步能够代表广东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能够代表广东进展特点的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和现代服务产品。因此“新广货”不但包括品牌质量效益型的优势传统产业产品，更包括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和现代服务产品。

黄骅港：打造现代化一流港口

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是按照河北省人民政府确立的“地主港”管理模式，根据沧州市人民政府的决定，由河北渤海投资有限公司和沧州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注资沧州市黄骅港务局，于2010年9月注册成立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2011年6月24日，经工商等有关部门批准，由“沧州港务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沧州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金7.2亿元人民币，是一家以港口经营开发为主，汇集航务工程、码头经营、航道疏浚、城建开发、劳务派遣、船务代理、船舶综合服务等多个产业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企业，集团公司旗下拥有7家全资、2家控股和1家参股子公司，在岗干部职工410多人，资产总额达72.6亿元。

作为黄骅港综合港区、散货港区和河口港区的唯一业主单位，集团公司全体干部职工始终坚持以“打造现代化一流港口”为己任，科学实践“地主港”管理模式，全面致力于三个港区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目前，在黄骅港综合港区一期工程建成44公里10万吨级航道、4个10万吨级通用散杂和4个集装箱泊位的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沧州市及渤海新区的统一部署，全力推进河北省重点工程——黄骅综合大港二期工程。

在二期工程开工仪式上，省领导明确指出：“黄骅综合大港二期工程是河北省打造冀中南区域发展增长极和隆起带的又一重大举措，黄骅港将向着多功能、现代化的综合性大港，向着真正意义上的‘亚欧大陆桥新通道桥头堡’迈出极为重要的一步。

2011年以来，沧州港务集团在沧州市委、市政府和渤海新区的正确领导下，全体干部职工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及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国家战略为契机，紧紧围绕建设沿海经济强省、强市及渤海新区“港、产、城”三位一体发展战略，科学实践“地主港”管理模式。在切实抓好生产经营的同时，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综合大港二期建设进度，强化企业内部管理，稳步推进集团公司现代化、科学化改革进程。

全面实现黄骅综合大港向“地主港”转变。根据2010年3月19日河北省省长办公会议决定，对黄骅综合火港依法实施地主港模式。在沧州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沧州港务出资52.18亿无对黄骅综合大港航道、防波堤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了资产回购，这不仅标志着黄骅综合大港正式实现了由“业主港”向”地主港”的转变，更为综合大港、渤海新区搜沧州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赢得了千载良机。

全力推动黄骅综合大港二期工程建设。黄骅综合大港二期工程于2011年3月30日正式开工,主要包括20万吨级航道、5万至20万吨级煤炭、通用散杂货、矿石、集装箱、液体化工、成品油等专业化泊位、2条铁路、2条高速化路等一系列建设项目，总投资1000多亿元。

2011年以来，公司已同美国嘉吉集团、上海宝钢物流、河北钢铁集团、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国电集团等多家国际、国内知名企业签订了投资合作协议，投资总额233亿元以上。

2012年，按照港口规划和建设需要，综合大港二期工程将重点推进以“1，2，3”工程为主的各项建设项目，即；开挖1条20万吨级航道（设计预留至25万吨级）；组织实施“综合港区一、二港池，航道南围堰二期”2期围堰工程；开工建设“大宗干散货作业区和物流中心，航道南围堰二期封闭区，一、二港池围堰封闭区”3处吹填造陆工程，并开工和谋划建设26个以上的5万至20万吨级专业化泊位。

今后，沧州港务集团将继续秉承“黄骅港第一代拓荒者”的精神，以《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上升国家战略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河北省、沧州市的要求和部署，为建设沿海强省和强市目标而努力奋斗。（摘自《中国报道》）

渤海湾畔绘宏图

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政府的国有公司，由沧州市人民政府授权沧州渤海新区管委会管理。作为渤海新区建设的投融资平台，其主营业务涉及港口建设的重大产业结构调整和土地、能源、交通等需要政府控制的投融资项目。集团共拥有16家全资和控股公司、参股公司,经营领域涉及港口开发建设、市政建设、化工管廊、土地整理、船舶燃料供应、弱电建设经营、绿化、房地产开发、物流、燃气及人力资源开发等。

几年来，踏着渤海新区开发建设的火热节奏，秉承“创新、务实、廉洁、高效”的企业精神，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在海潮涌动的渤海湾畔，精心描绘出一幅“风劲帆满海天阔，俯指波涛更从容”的发展长卷。

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截至2012年4月 底，资产总额达186.26亿元，较2010年底增长32.88%，较2008年底增长12.61倍。母公司名下拥有出让地约27500亩，储备土地约17000亩，办理海域使用权7350亩。

融资工作取得新突破。先后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交通银行、沧州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至2012年4月底，公司合计融资到位近110亿元，其中，银行贷款累计到位近100亿元(含回购综合大港航道、防波堤及配套基础设施贷款36亿元)、企业债券10亿元。2011年发行的企业债券10亿元，进一步优化了财务结构，降低了财务费用，创新了公司融资模式，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

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紧紧围绕服务新区建设的大局，全力推进各项基础设施工程建设，截~2012年4月底，公司承担了综合港区后方吹填、中钢中铁填土土地整理、新区石油化工区循环经济示范区基础设施相关路、桥、人工河项目、黄骅新城起步工程“三横两纵”道路、航运服务中心大厦、市政道路、化工管廊、集中供热、港城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等60多项单项工程，累计完成实际投资近60亿元。

综合大港建设呈现新进度。按照省市政府和新区管委会关于加快黄骅港综合港区二期工程建设的总体要求，由公司控股75％的沧州港务集团统筹安排，积极工作，推进了综合港区二期工程顺利开展。20万吨级航道及肮道防波堤延伸工程以及一、二港池围堰工程进展顺利；航道南侧围堰二期工程优化后的初步设计已编制完成；拟建设的包括20万吨级矿石码头在内的26个码头正在加快推进。

所属公司经营展露新面貌。先后组建了16家全资、控股和参股公司，经过努力，各公司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经营逐步走上正轨，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黄骅港海丰船舶燃料供应公司建成总储量7.4万方油品库区和长10公里的输油管线。2011年主营业务收入3.2亿元；锦辉绿化公司拥有海兴苗木基地2000亩，为渤海新区建设“绿廊花海”注入活力；域通信息管网公司建成135孔/公里弱电管网，与各大运营商签订了使用协议，促进了新区信息化发展；圣捷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能力2.5万吨，2011年1月15日通过环保部减排核查组检查验收，港城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10万吨，南北两条线目前均通水试运行；惠民热力公司完成两个供暖季的集中供暖任务，获得了居民的好评，改善了新区港城区投资环境，创造了良好社会效益。

建章立制构筑新格局。严格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开展各项工作，认真做好制度建设，每年都根据实际对管理制度和部门职责进行部分调整，促进了公司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同时，按照市委市政府和渤海新区管委会工作安排，今年3月份进一步明确了公司班子成员分工，管理职责、权限和职能，做到了工作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工作效率、效能显著提高。严格按照沧州市国资委制定的监督考核管理办法内容，就生产经营起草了相关考核办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宏观管理，从执行上看，效果明显，有效地调动了各所属公司的积极性。

企业文化蔚成新亮点。进一步强化廉政责任制，公开明确工程招投标、工程管理、资金支付、竣工验收和审计等各环节人员的责任和职责。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强调廉洁重要性，从一言一行、小事小节做起，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建立并强化了中层干部定期向全体干部员工述职机制，进一步形成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理念和以管理方式、用人机制、行为准则为外在形式的企业文化，“创新、务实、廉洁、高效”企业精神进一步彰显，增强了公司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随着“秦唐沧”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涌动着希望和激情的渤海新区，又迎来了“黄金机遇期”。河北渤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乘势而上，潜心经营，奋进不已，以更加铿锵的步伐，在“千帆竞劲发”的热土上，书写跨越发展的新篇章。

（摘自《中国报道》）

城镇化，学习欧洲好榜样

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中国城镇化到了转折时期，从快速城镇化阶段正进入城镇化中期阶段。5月3日，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来自中欧的政府官员、城市市长、企业主管、专家学者等400多人聚集一堂，就如何推动共建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行交流。

■转折：中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

目前，中国正经历着世界最大规模城镇化过程。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1.27%，城镇人口首超农村人口，达到6.9亿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中表示，城镇人口比重过半意味着中国从快速城镇化阶段正进入城镇化中期阶段，城镇化到了转折时期。确保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已经到了一个决战的阶段。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人口转移、优化城镇空间布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等方面，今后我们还将面对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公开数据显示，至2011年末，中国共有657个设市城市，建制镇增加至19683个。全国共有30个城市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其中1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人。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正进入城镇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处在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关键性阶段，以服务业为主体的消费型城市的兴起将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趋势，而城乡一体化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三个方向的转变：从“关注速度”转向“关注质量”；从要素的城市化转向人的城市化；以及从“空间城镇化”转向“人口城镇化”。城市需深入考虑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这些问题还未很好解决的情况下，快速城市化只会加剧社会矛盾。关注城镇化的质量，就实现从要素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型。城镇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其实质是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使农民转化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

■路径：通过改革加快中国推进城镇化

中国城镇化趋势不可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现行城镇化推进路径和方式已经成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3月在上海召开的2012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就曾表示，目前低成本推进城市化的路径难以持续。
　　专家指出，一方面，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蔓延后整治的道路为我们提供着现实教训；另一方面，农民工、户籍、城市病等种种避不开的问题，也需要探索一条独特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城镇化的实质应该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转变为有就业、有住所、有社会福利和高素质的市民，并且逐步成为中等收入者。但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如何真正实现人口城镇化、找到真正适合的推进路径，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建议，当前，在国内国外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要让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必须加快体制改革，破除制约城镇化推进的制度性和政策性障碍。一要协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将城镇发展放在优先位置。二要通过培育和发展辐射全国性的重点城市群体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三要改革排斥农民进城落户的城乡二元体制。从长期目标看，我国城镇化要深度推进，就必须将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一元化，并使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要改革社会公共服务与户口挂钩的制度，废除针对农民工的歧视性体制安排，在加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居民在劳动就业、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平对接，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均等化和一体化。四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促进城镇发展在集聚人口方面的效应最大化。

为编制《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4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宪平率国家城镇化规划专题调研组先后到浙江、广东展开专题调研。徐宪平表示，今后国家将在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及相关配套政策等三个方面做好制度设计。

■展望：开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新进程

5月3日，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李克强副总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启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新进程”的主旨演讲，北京、深圳、成都的市长应邀作了发言。来自中欧的政府官员、城市市长、专家学者等400多人聚集一堂，就如何推动共建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发展进行交流。与会者认为，欧洲是世界城镇化建设的先行者，在探索后工业化阶段城市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仍比较突出，需要学习和引进欧洲在城镇化方面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中欧双方应重点加强在城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城市规划、产业经济、公共服务、智能交通、绿色建筑、生态环保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同一天，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可持续性低碳城市发展》报告认为，中国城市走低碳发展之路，可以有助于实现国家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和碳强度的目标，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报告列出了构成低碳城市发展总体框架的5项主要综合性措施，包括制定鼓励低碳增长的适当目标；以市场化方式和手段辅助行政措施等。在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高层会议上，深圳市长许勤提出了深圳与欧盟各方务实推进可持续城镇化伙伴关系发展的建议，包括与荷兰合作规划建设深圳国际低碳城，探索适合中国城市特点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与欧盟和各国合作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加强与欧盟和各国在城市规划、清洁能源、创新技术、绿色建筑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等。

全球正迎来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个声音逐渐响亮——“世界正处在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前夜”。如何走出危机实现复苏的全球性争论，正在导出一个突破性的历史结论：全球需要进行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最近，美国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呼声引起全球范围内极大关注。杰里米·里夫金最新出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预言，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传统的集中经营活动将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其标志着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开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一组稿件也称，一种建立在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将到来，它以“制造业数字化”为核心，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

与权威学者的呼声相呼应的是，美国、欧盟、日本、中国等国家一面在应对危机争取复苏，一面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谋求危机后全球实体经济的制高点。最近一周，中国决策层开始密集部署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发展战略。专家和学者指出，中国需要全面分析危机后工业化的历史趋势，把握好新的历史发展机遇。鉴于未来制造业的大变革可能会来得很快，上海已开始着手判断新的发展方向，率先布局“第三次工业革命”。

“最好”不要说

“目前国产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在“乳制品质量安全”研讨会上，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婴幼儿乳粉质量报告》，指出3年来有关机构乳制品产品抽检合格率达99％以上。

从乳制品质量问题被频繁曝光到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这一跨度实在太大了，但我们仍愿意相信它是句大实话，我们希望报告的出台能够提振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和人们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只是该报告的公布仍然引来了诸多质疑。

很多人看到“历史最好”的说法，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公众之所以不信任，原因估计有几个：一是发布单位是跟乳企密切相关的乳制品工业协会，两者有利益关联，协会身份不中立，有利益代言的嫌疑；二是说法缺乏证据支持。乳品合格率超99％，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这个说法不单单是肯定国产奶粉，简直是赞美了。但说法让人信服必须要有证据支持。诚然，这几年，国家有关部门和乳制品企业在产品质量，行业监管上做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乳品合格率、奶粉质量是不是就如报告所说的那么好?合格率是动态的，99％是何时测算的，现在能否达到，这些报告没细说。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这个历史从何算起，又是如何算的，报告语焉不详。这种缺乏证据的报告说辞，给人的感觉很不真实，像是自说自话；三是消费者对国产奶缺乏信心。经历了一系列奶制品丑闻的冲击之后，国产奶制品的信誉跌到了低谷，消费者的信心几乎消失殆尽。大人节衣缩食为孩子选择价格高出几倍的洋奶粉，正是这种信心缺乏的直接反映。在国产奶丑闻频出的时候，在消费者对国产奶没有任何好印象的情况下，突然冒出一句国产奶粉质量“历史最好”的说法，显然让消费者很纳闷、很奇怪、很反感，这不但不会增加消费者对国产奶的好感，反而会激发出更多的不信任，认为这不过是乳企的公关“忽悠”。还有，权威部门要对“历史最好”的衡定和内容说说清楚，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与洋奶粉标准有无差异?在去年6月中国奶业协会举办的论坛上，我国现行乳业行业标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差、最低的标准，主要源于我国原奶细菌数允许最大值为200万个/毫升，而国外一般为50万个/毫升，如此相差悬殊的标准甚至被看作全球乳业的笑话。标准的低下，受损害的无非是广大消费者。因此，“历史最好”目然是进步，但是与“全球最差”对比，仍然有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奶源不足造成的奶粉质量问题；二是对乳制品安全风险的防范和监管等是否真的已得到了大部分或彻底的解决、是否已达到了“全程控制”。乳制品检测，不仅要能查出该有的，也要能查出不该有的。这样的合格率，才是信得过的合格率。要知道，给孩子生产可以放心喝的奶粉，不该是难题。

一个可以造飞船、航母的国家，却不能放心食用奶粉，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还好，乳协留了1％让消费者去抱怨，有点问题你们先凑合着吧。但是，这99%和“历史最好”是不能“戏说”的。“历史最好”与放心购买不是对等的。即便你说你是100％．消费者也不一定信，因为诚信早已透支。消费要的不是“历史最好”和“我们在进步”，而是绝对安全。

（摘自《中国经济信息》）

故宫捐赠断代史

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这后，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

自1939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外国人文纳的第一笔捐赠至今，已有近800人给故宫捐赠了3万余件文物，故宫藏品由此变得丰富而系统。遍览如今被镌刻在故宫景仁榜上的捐赠者的名字，让人不禁浮想，这一个个的名字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这横跨70余年的捐赠史背后，又蕴藏着什么？

梁金生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回答这些问题的亲历者。从内蒙古插队回来到故宫当一个普通的泥瓦工，再到管理着逾百万文物的故宫文物管理处处长，梁金生在故宫里已经工作和生活了30余年。除了保管百万有余的文物，梁金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把故宫散落在民间的国宝征集回宫。所以在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目睹了文物的聚聚散散，也见识了国人文物观念的变迁。不妨让我们听梁金生谈文物聚散离合的命运，讲文物捐赠背后的故事。

捐赠潮

2005年4月28日，曾作为清代后妃的居所、康熙帝的诞生之地的景仁宫迎来了新的使命。这一天，在面积并不算大的景仁宫的墙壁上，镌刻此前近70年中向故宫捐赠个人藏品的所有捐赠者的姓名的工作终于完成，名曰景仁榜。榜单上，王世襄、史树青、马衡、郑振铎、章乃器、朱家潘、陈半丁等在收藏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悉数在列。

个人捐赠文物是从1939年文纳开始的，回顾72年的历史，梁金生说：期间有三次高潮，分别为从1949年到“文革”前、“文革”时期和“文革”结束落实政策时期。

1949年，新中国正式成立，第一次捐赠高潮也为之到来。彼时，经过长久战乱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随着新政权获得人们的日益认可，文物捐赠也异常踊跃。根据镌刻在景仁榜上的名字统计，仅仅1950年的捐赠就达到15次，是此前十年之和，而接受捐赠的基本为故宫博物院。

梁金生说，这时候的捐赠者的心态最为复杂。有的是出于对新政权的感恩，有的出于保护文物的拳拳之心，当然也有一些是出于积极表现的心态。从捐赠者成分来看，文物专家、文物商人是主体。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宣德大王”孙瀛洲、学者郑振铎、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等，都是捐献大家，他们所捐文物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极其珍贵。

在收藏界，张伯驹倾囊收藏、无私捐赠的故事是有口皆碑的。1937年，他几经周折以4万大洋的价格收藏了西晋陆机的《平复帖》；1946年他将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卖给辅仁大学，再加上妻子潘素变卖的首饰，凑成黄金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处购得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从郭世五处购买的李白书法《上阳台帖》和唐寅《蜀官妓图》，仅定金就6万大洋；范仲淹手书《道服赞》也花费了他110两黄金。

然而，1956年，为收藏这些字画而倾家荡产的张伯驹，又一举捐赠了《平复帖》等8件国宝级书画，包括《平复帖》、《游春图》在内的国宝级文物，现均为故宫馆藏。

作为一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实业家的章乃器，也将收藏作为重要的业余爱好。定居北京之初，因为时间充裕和此前做实业所积攒的殷实财富，到1954年捐赠之前，章乃器的个人收藏已经积存了三个房间，且门类相当齐全。

郑振铎从故宫派了六位专家来接收文物，在章乃器敞开的所有橱柜中，精心筛选了一个月，共选走藏品1100余件！其中就包括如今故宫馆藏的青铜器商代毓祖丁卣、亚父乙簋、西周夺卣、春秋越王剑、清代竹雕饕餮纹鼎，以及邢窑白釉瓶、龙泉窑青釉五孔盖瓶等珍贵精品。

公开的资料显示，那段时间，个人除了捐赠给故宫的珍贵藏品，后来包括国家博物馆等机构的受赠文物也数量不少、价值不菲。

藏品故事

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梁金生曾接手了一件国宝级文物——由天津潘大卫的母亲捐赠的“大清乾隆御制珐琅冰箱”。

说起这件文物的来龙去脉，颇为曲折。1966年的“破四旧”浪潮，是年8月波及到天津潘家。红卫兵们在顷刻之间，就席卷了大量的古玩字画，并砸碎了很多珍藏瓷器。与大批字画一同被查抄的，就包括这对国宝级文物珐琅冰箱。这藏品是潘大卫的外祖父在上世纪30年代经由徐世昌的弟弟介绍，耗费3500大洋的巨资买下的。当时购买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文物外流。

然而落实政策后，大部分被抄文物被退回，却少了那对珐琅冰箱。“少了哪件都行，就是不能少了这冰箱”，当时潘家甚至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不要让国宝流失到国外。几经周折，直到1985年，珐琅冰箱才终于在北京东城区委党校的地下室里被找到。

认领物品时，潘母当即决定将这对珐琅冰箱捐赠给国家，捐赠手续也于是年的11月6日完成。当时故宫为潘家颁发了捐献证书和一万元奖金，但他们拒绝收钱，几番来回之后，故宫还是派人将钱送到了潘家。就是这国宝，曾在1999年故宫博物院入藏文物精品大展中引起轰动。潘母的一个决定，让一件国宝级文物就这样永远留在了故宫，让世人得以瞻仰。

令梁金生感动的，也正是这种没有杂念、不慕财富的捐赠者。潘母捐赠的时候，距离“文革”结束已近十年，当时政策也允许个人收藏文物。试想一下，这国宝级的文物如果在市场上交易，价值会怎样？

新时代

1992年，对中国收藏市场来说，是一个新纪元。这一年，一场由北京市政府组织的文物拍卖会开幕，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改变了文物模糊和自我否定的身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拍卖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日渐红火。

然而，当文物价值通过拍卖等形式逐渐得到承认的时候，却直接带来了两个后果：文物价格的上涨速度超出想像；个人捐赠的数量越来越少。让梁金生体会尤为深刻的，则是征集文物难度的日渐加大，捐赠人数的日趋减少，以及捐赠物品质量的相对下降。

1995年，梁金生代表故宫竞拍宋代张先的《十咏图》，600万起价的一幅画，经过多轮举牌，最后以1800万的高价，将这件国宝留在了故宫。“当时如果不是因为代表故宫，可能还会有人举牌，因为知道我是代表故宫竞拍，所以旁边的人当时都在喊‘就给故宫吧’，这样后来才没有人举牌。”想起这段往事，梁金生至今还颇为感慨。

此后，梁金生经手回购的藏品还有1996年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和2003年的隋人书《出师颂》，二者分别以600万元和2300万元的价格成交。

然而，作为一个由国家拨款的事业单位，故宫却常受制于经费，许多曾经从故宫流失的文物，也不能放开了去竞拍。

而征集经费，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万元增加到1000万元左右，但对于回购征集已经被市场热炒成天价的故宫旧藏，依旧是杯水车薪。与此同时，被炒高的市场价格，也让一部分收藏者欣喜异常，一定程度上也在抵消收藏者的捐赠可能。

以价值为衡量准则的商业社会，使过去七十余年里的捐赠文物高潮，仿佛有着一股戛然而止的迹象。

“那么，在商品社会，捐赠会不会就此中断？”我有些担忧，梁金生说不会，大的藏家在晚年大多数都会选择将藏品奉献给国家。对于文物，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也是文化的最佳传承方式。不过，梁金生也承认，“如今捐赠者的确是越来越少”。

回看故宫及中国70余年文物捐赠史，张伯驹的几句话可谓最好的注脚：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章诒和在其著作中曾厘清了一个错误认识，即在收藏从单纯爱好变成一夜致富的行当之后，人们关注张伯驹的价值，往往是停留在他献宝行为的本身。章诒和认为，富贵一生、清平一生的张伯驹，演示的是一个“人”的主题，一个中国文人的模样和心情。也正因如此，张伯驹一代的群像，才让后人难以望其项背。

往者已矣，在颇为复杂的当今社会，或许世间再无张伯驹。

《舌尖上的中国》——

美食与乡愁

我们一边在异乡前行，一边怀念那些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寻找着那些逐步丢失的身份认同感。

央视最近热播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a bite of China》，听起来是介绍各地美食，但更多的是在讲述食材和食材背后劳动者的故事。

片中对食物朴素细腻的描述，对人和食材的关系的微妙理解，都透着浓厚的怀旧气息和人文关怀。那些新鲜的松茸、火腿、莲藕乃至米面们，带着鲜活的生命力出现在镜头前，极具光彩，令人神往。而与这些食物相关的人，黑龙江上的老鱼把头、香格里拉采松茸的母女、卖黄馍馍的陕北老汉、宁波做米糕的阿公阿婆……他们的故事所承载的不只是美味，也是记忆和情感。家庭、村落、作坊，这是传统农业社会里生产食物的所在，也是远离故土的都市人们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中的集体记忆——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不同地域的中国人，运用各自智慧，适度、巧妙地利用自然，获得质朴美味的食物。他们耕种、捕获、采摘、制作，郑重为家人制作食物，神情自信而满足，每一集的结尾里他们的笑脸都平实、朴素、自然。采摘松茸时不能破坏菌丝；挖掘冬笋时不锄坏它的根；捕鱼限制网眼大小，让未长大的小鱼漏网，同时投放来年的鱼苗。这是对自然充满敬畏与感恩的传统的中国人民。一切远离都市的喧嚣、社会转型期的焦虑，在食品安全问题令人寝食难安的当下，靠谱的食材和传统的美食制作方式似一曲熟悉的田园牧歌，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在现代文明的无情冲击下，我们的传统正在慢慢丧失。老人留守在农村，年轻人们涌入城市，远离了田地，无人从事传统的耕作与劳作。片中所展示的那些小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大部分后继乏人，年轻人大多不愿意继续祖辈的生活方式。进入都市里的人，只是在回忆老家的美食和妈妈的味道。逢年过节，年迈的老人做出一桌传统的美味，等待着儿孙的归来团聚，不要说制黄豆酱、年糕、泡菜这些颇费工夫的食物，甚至连包饺子这样的传统都在丢失——片子里的饺子包得并不好看，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能自己和面擀皮儿包饺子的家庭怕也不多吧?

《舌尖上的中国》其成功之处也是把美食当做一个媒介，通过食物我们有着传统价值观、人际关系、生存状态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舌尖上的中国》既是对传统美食文化的热情礼赞，也是工业化浪潮下对传统受到冲击，食品安全状况堪忧的一曲无奈的挽歌。

饮食是来自幼年来自内心最深处的记忆，不过我们都是过年过节才回家的孩子，故土不再是故土，那里我们找不到舒适、归属与自在感。我们一边在异乡前行，一边怀念那些来自记忆深处的味道，寻找着那些逐步丢失的身份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