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扩大公权与还权于民

目前中国的基层治理频现危机，已成不稳乱象。基层大规模维权事件，在当下中国实已多次发生。这既是由于土地等资源市场化过程中，集体所有制下成员个体的土地权益不清，地权处置通常给村民造成重大损失，导致强烈争议和不满，也是由于基层自治组织在面对公权强势介入地权处置时，普遍受到左右，人们强烈的监督参与欲望被压制。自从2011年7月以来，广东省正式推出了系列改革措施，释放、归还治权，培育社会组织，以期实现协同共治，其改革的深度与广度，在全国为先。但与新生的乌坎显得稚嫩生疏一样，广东省培育社会组织，以期实现协同共治之路，虽方向明确，但实际操作中不免艰难，社会中坚力量尚处于未能充分发动的状态。       （摘自《长治久安》）

大法官谈法治

真正的法治国家建设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不能指望在一个早上“从头收拾旧山河”、突然间改变秩序原理，也没有什么能够迅速见效的灵丹妙药。的确，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对法官以及整个法律职业群体而言，更重要的是应该立即开始行动，通过点点滴滴的积累推进制度进化。在法治确立过程中，自由市场的需求构成了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而政府是否尊重宪法和法律、是否带头守法至关重要。

（摘自《新世纪》）

中国开发区走到十字路口

而今，为数众多的开发区已处于或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战略使命上，鉴于整个国家改革的停滞，开发区已不复当年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角色热，而变得犹疑甚至是迷失；在发展方向上，开发区所在地区的城市化扩张过程中，原来更多承载经济发展职能的开发区纷纷向城市行政区转型；在发展方式上，以土地开发为主要支撑的开发区在国家严控用地指标的背景下，发展空间日益受限……除了战略使命缺失而造成的迷茫之外，开发区自身发展亦进入瓶颈期，面临一系列挑战。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面临挑战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6月7日

浙江温州一对夫妇因生育二胎被罚款130万，再次引起社会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思索。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少生了3亿人，但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诸多问题。面对眼前的重重挑战，中国政府应当制定更加灵活的计划生育法规。

中国土壤污染构成大威胁

英国《卫报》网站6月1 2日

中国治理土地退化的重要性、复杂性和代价超过全球其他任何地区。在这里，大片土地被矿井和工厂排放的砷及重金属污染。这很可能不仅仅是空气和水污染，更大的问题是对食品生产和人类健康产生潜在的可怕后果。

城商行拖绿色信贷后腿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和国家政策均在引导银行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但是这一转变的过程并不轻松。专家认为，在银行信贷高速增长时期，城商行的信贷投放也倾向于制造业、房地产、钢铁、电力、水泥等在过去几年间利润较高的行业，一旦银行严格实施绿色信贷，将与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产生冲突；另一方面，绿色信贷的业务标准和专门的人才缺乏，也制约着银行绿色信贷投放积极性。因此，绿色信贷业务考核标准亟待统一建立。          （摘自《经济参考报》）

购房潮再现释放新信号

许多地方的房产政策微调频频被默许，央行房贷重提7折，各地再现购房潮，这些现象是否预示着房产政策松绑，楼市拐点重现？进入6月，楼市成交继续保持“红5月”的高成交势头。其中，在限购最为严格的一线城市，不仅成交量继续明显复苏，深圳甚至还出现了“千人排队买房”的现象。而在北京，成交量的上涨也开始让一些房企出现了小幅的“试探性涨价”。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房价上涨已经在很多区域和房源成为现实，虽然尚不普遍，不过一旦形成规模，很可能对楼市调控目标造成威胁。

（摘自《中国财经》）

别让“最美”变了味儿！

最美教师、最美的哥、最美洗脚妹、最美护士、最美妈妈，越来越多的“最美”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最近几年来，人们对道德有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因此只要出现了好人或者说好事，立即要全力以赴地去把它弄出特别大的动静。这可能是一种进步，也是社会的一种需求，但是好事我们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呢?我们可以不着急吗?这里会不会有一种政绩或者攀比呢?如何让所有人都愿意接受，并且真的被感染，是现阶段应该思考的问题。

（摘自《中国新闻报道》）

城市产业集聚的五大高地

当代的国际经济竞争是产业集群的竞争。地方产业集群不仅构成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之所在。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而言，我国要实现从产业大国到产业强国的转变，提升竞争力，产业集群势在必行。我们选取顺德电子商务、合肥白色家电、成都IT产业和武汉汽车产业四大城市产业集聚模式进行分析，以期为其他城市产业集聚以参考。

电子商务集聚高地：顺德

金融危机以来，传统销售渠道经营面临困境，2012年1月商务部发布的《关于“十二五”时期促进零售业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大型零售企业开办网上商城，给国内最具用户规模和消费基础的零售业带来了机遇。从多地发展情况来看，“实体经济+虚拟经济+现代物流”的佛山，特别是顺德区电子商务发展模式可以为其他地区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顺德试水电商的企业虽然与阿里巴巴、京东商城那样的巨头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顺德电商企业却正在电商领域中形成一支新兴力量。这些企业模式分立，各自进入B2B、B2C、C2C等细分领域。其崛起的背景和路径又存在着共同的特性——与本土传统实业高度融合，自身脱胎于或嫁接在制造产业之上。

电商发展背后离不开产品，顺德制造业发达，尤其是在家电、家具、钢铁物流、牛仔服务等行业。这种制造的优势很难被跨越，所以顺德电商起步虽晚，但电商的发展十分迅速。据有关部门数据统计，截至2012年3月，顺德区涉足电子商务的企业已超过一千家，并呈继续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不过，目前顺德在电子商务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顺德的专业人才主要集中在以生产、加工为主的前端，而在以信息服务为主的后端服务能力方面还是非常薄弱。而在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电子交易和企业信用管理，以及电子商务投融资机制、财税政策、在线支付体系、现代物流体系等方面还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顺德电子商务的发展。如何应对自身产品线上（电子销售）与线下（实体店）的价格冲突，如何解决专业人才短缺的困扰，如何进行物流成本控制，如何进行网络品牌运营等仍是顺德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推动顺德电子商务发展，顺德《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顺德区信息化总体水平将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发展成为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智能生活体验区，基本建成产业高端化、管理高效化、服务人性化、生活智能化的“阳光智城”。其中，全区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将超过1000亿元，成为继家电、机械装备产业之后的又一个千亿产业集群。

白色家电集聚高地：合肥

合肥市政府官方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0年，合肥市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四件大家电产量由1300万台（套）上升到4224.2万台（套），超过了青岛和顺德，跃居全国第一。30多年特别是“十一五”以来的发展，合肥家电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变好，快速发展，既折射了合肥家电业由原先单一制造转变为现在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也见证了合肥家电业由原先的两家独大到现在的百花齐放，拥有庞大的成员规模，云集国内外众多家电品牌，完整的产业链条，形成了合肥白色家电快速积聚发展的产业优势。

纵观合肥家电产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本土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生产线的大发展阶段；二是以重组入股收购为特征的资本运作发展阶段；三是以承接产业转移，实现本地与外来企业共同发展阶段。合肥白色家电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刺激，但更重要的是合肥紧紧抓住了第三阶段，即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一重大机遇。

合肥市家电产业发展的三大阶段

在第三阶段，伴随着皖江示范区建设，合肥承接家电产业转移步伐加快，通过引进上游核心企业，上马一批新增产能项目，合肥家电产业加速聚集，2010年产业跨过千亿大关，家电产业成为合肥首个“千亿产业”。合肥在中国家电版图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放大，名牌家电企业越来越多，产业竞争力越来越强，不仅成为家电企业的聚集地和中国白色家电制造基地之一，更成为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一个典范。

为进一步促进以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三大件为主的白色家电发展，合肥目前已制定了《白色家电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按规划，到2015年，冰箱、洗衣机、空调产量将达一亿台套，在发展重点上，将在诸多技术领域确保国际领先。

IT产业集聚高地：成都

2010年1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四川省、成都市共同签署《成都市中国软件名城创建工作备忘录》。2011年，成都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增长率超过40%，销售总额逾1300亿，其中软件业超过了1000亿，占全国软件产业的7%，达到了被授予软件名城的关键指标。2012年2月21日，成都正式接受授牌，成为全国第三个、中西部首个“中国软件名城”。成都之所以能用两年时间就取得如此成就得益于成都市委、市政府创建软件名城的三张“牌”。

成都打造IT产业高地的“三张牌”

国际“牌”

①举办国际活动：通过软洽会、西博会、物联网峰会、欧洽会、软件设计应用大赛等一系列重量级国际化会展活动提升成都软件服务业的整体品牌和影响力

②加深国际交往：随着成都—全球知名软件之都印度班加罗尔的国际直航和成都—日本冲绳包机直航航线的开通，成都和印、日的经贸交往与科技合作进一步加深

③强化国际合作：全球10强埃森哲、IBM、威普罗先后落户成都，东软、软通动力等6家全国知名企业先后在成都设立分公司，摩托罗拉、育碧等20余家跨国企业在成都建立了内部共享服务中心或研发中心，而马士基全球单证处理中心及物流处理分公司，DHL（敦豪航空货运公司）成都服务中心和中国区财务结算中心，西门子全球唯一的多语言IT运营中心等陆续投入营运，成都的国际化面孔更为清晰

保障“牌”

①组织保障：为确保创建试点工作组织有序、保障有力、推进有效，成都成立了市级主要领导负责的创建中国软件名城工作推进小组

②方向保障：为推进软件产业又好又快发展，成都先后出台了《成都市电子商务发展规划（2009-2012）》、《成都市数字新媒体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成都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4年）》、《成都市物联网产业发展规划（2010-2012）》、《成都市“十二五”信息化发展规划》、《“十二五”通信产业发展规划》、《成都市“中国软件名城”“十二五”发展规划》等10余个产业规划

③人才保障：根据“高端引进、中端转换、低端职训”的成都软件人才培养原则，成都高新区开始推行软件人才全球招引计划，实施“万名软件人才回家工程”，2011年，天府软件园帮助入团企业完成招聘8000人，实训大学生35000人次，培训企业在职人员40000人次，在线人才数据库增加至300000份

政策“牌”

①政策导向：成都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软件产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中国软件名城创建工作的意见》、《2010年度成都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成都市2010年度电子商务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意见》、《软件人才队伍建设行动计划》等支持政策。成都软件产业聚集的高新区出台了《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知识产权、专项资金实施细则》、《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实施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和《成都高新区促进企业发展壮大的优惠政策——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实施细则》

②政策服务：编制完善政府采购软件产品及服务的目录和标准，鼓励采购国产自主创新产品和服务；统计显示，2010年，成都市各级（含区市县）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超过6.7亿元

在这三张“牌”的支撑下，经过两年的创建工作，成都软件产业环境进一步改善，产业体系更加优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大、质量不断提升、特色更加突出、空间布局更加合理，产业发展与独特的人文、人居环境进一步融合，形成更具活力的竞争优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后劲。截至2011年年底，已有207家世界500强企业，13家全球软件20强落户成都，超过40家跨国集团企业在此设立全球交付中心、共享服务中心或者研发中心，IT产业链构建日趋完整。预计到2012年，成都物联网产业规模将达300亿元以上，到2015年，成都云计算产业规模将达3000亿元。

汽车产业集聚高地：武汉

作为一种关联性很强产业，汽车产业发展需要大批的配套企业，大批的配套企业集聚在主体周围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还能使企业可支配资金增加，进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区域层面，我国汽车产业围绕大型主机厂而建立起来的产业集群已初具雏形。这些集群大致分布在东北、京津、中部(湖北安徽)、西南(重庆)、珠三角、长三角六个地区。城市层面，上海、重庆、武汉、广州、长春5市汽车工业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5地争夺“中国车都”的局面。而在汽车产业集聚程度上，武汉市走在了5市的前列。

在武汉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汽车产业一直扮演者领军者的角色。2003年，国家电动汽车研发、产业化及示范运营基地落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2006年8月，商务部、发改委批准在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2010年2月2日，工信部授予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神龙轿车项目的落户，拉开了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发展壮大的序幕。法国PSA、日本本田、日产三大国际汽车巨头会师于此，整车制造企业的强劲增长，带来了汽车零部件和汽车物流的巨大需求，康明斯、全兴、爱机等一大批知名汽车零部件和物流公司闻风而至，形成一个庞大的从研发到销售的汽车产业链，形成了中部地区首屈一指的汽车产业集群。2010年，汽车产业成为武汉第一个过千亿元产业，产销量达到67万辆，产值1028亿元。

武汉一直致力于多领域打造“中国车都”。2012年2月，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第四个生产基地落户武汉。新能源板块，武汉市正在积极组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及产业战略联盟，争取与强国同步起跑。零部件方面，康明斯等公司加大在武汉的投资力度，携手整车企业打造完备的产业链。根据武汉市“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武汉市汽车工业将形成180万至200万辆整车生产能力。

未来5年，武汉将注重工业发展大战略的谋划，着力推动“建园区”向“造新城”转型。围绕板块建设，蔡甸区将打造姚家山、沌口和常福3个百亿园区，做大做强通讯电子、机械汽配、轻纺日化等优势主导产业，促进环保、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建成支撑蔡甸区工业跨越式发展的五大产业集群。

“中国车都”的竞争力分析

体育产业转型升级高地：晋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晋江体育用品引领了晋江经济的蓬勃发展，被誉为“中国鞋都”、“品牌之都”。据统计，中国十大鞋服品牌中，就有安踏、特步、361°等8个在晋江生产。2010年，晋江体育产业实现增加值约221.9亿元；年产旅游运动鞋约10亿双，产量占全国的40%、世界的20%；拥有体育用品“国字号”品牌42项；体育用品上市公司12家，占全市上市公司的37.5%。

晋江体育产业形成了社会化分工、自主配套的一条龙生产协作群体，拥有配套完善的产业生态链。其中专门为成品鞋配套生产的鞋底、鞋面、皮革、化工、五金制品等专业厂家达1500多家。市内还拥有大量专门为生产性企业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配套行业。

然而，晋江体育用品业并不是晋江体育产业的全部内容。近年来，国家体育资源与晋江体育企业对接会、全国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和海峡两岸体育产业研讨会等国内外会议先后在晋江举办，为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构建了更高平台。2007年12月18日，继深圳、成都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落户晋江，而后，在晋江召开的2008年第十届国际鞋博会上，设“中国体育城市——晋江”综合馆，提出建设“晋江体育城”。

2011年，晋江将“坚持转型提升，构筑现代产业体系”放在今后五年重点工作和主要任务的首位，并确定“十二五”期间，围绕构建“641”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动支柱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制造与创造融合、传统与新兴并重、二产与三产并举”局面，带动提升低附加值产业生产效益，提升高附加值产业占比。

为了更好地引导和鼓励企业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晋江市出台了《关于推动工业创意设计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支持企业开展境外品牌运作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提升企业改制上市综合效益若干意见的补充意见》、《关于加快培育投融资产业的若干意见》等九份政策。

晋江正在从主要以经营（生产）旅游、休闲、运动类的鞋业、鞋机、鞋材及其他相关产业为主体的“鞋都”向以体育用品、体育赛事的“体育之都”的转型。

天津三措并举让“城市矿山”变身“城市宝藏”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起网络完善、技术先进、分拣处理良好、管理规范的现代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各主要品种废旧商品回收率达到70%。围绕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天津市商务委结合本地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实际，在统筹规划布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法规制度、推进科技进步、创新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通过构建网络、强化载体、培育龙头企业让“城市矿山”变身“城市宝藏”。

完善回收体系向“城市矿山”要效益

天津重视再生资源回收体系的整体规划，力求通过回收网络布局的社会化普及，形成完整、高效的流通产业链条，提高资源回收及再利用比率，进一步发挥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公益效应。按照空间布局规划，天津在环城区、涉农区县及滨海新区建立了8座综合分拣中心。根据全市产业特点和规划远景，分别在产业聚集区、滨海新区建立了废旧钢铁、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工业固体废弃物专业化分拣中心，完善回收利用体系架构，促进完整产业链条的建立。同时建成了市、区县、企业三级信息网络系统，搭建起物流、商流、信息流及技术交流的平台，连接产废—收废—利废三大环节；并通过建立行业信息数据库，实现了网上统计、监测及备案等工作，强化了对行业的规范管理和宏观调控；同时提供市场信息和业务咨询服务，实现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交流，促进了再生资源流通现代化发展。

城镇资源回收体系

培育龙头企业 废旧利用让经济循环起来

为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天津市重点培育一批跨地区龙头企业，按照完善一批、储备一批、培育一批的原则，先后确定了53个市级试点项目，给予资金、减免税、土地划拨等政策支持和服务促进；推广先进典型经验，组织各区县落实查看比学活动10余次，交叉观摩，互查评议，邀请试点项目单位负责人，介绍成功做法，答疑解惑；并利用信息系统网站，搭建宣传展示平台及发布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天津各区县积极落实国家发展循环经济战略，整合资源、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逐步调整市场格局，引导行业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产业配套业态升级争创北方再生资源枢纽城市

为了加快再生资源行业发展，天津在全国首创再生资源网络信息系统，立足行业、面向社会、覆盖城乡、统分结合。与此同时，通过拓展交易渠道、强化科技支撑及落实全面服务，天津为企业营造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加速产业的升级转型。目前，天津废钢铁、废纸方面已延伸至北京、河北、山西等省市，废机电产品等进口加工业务也建起了项目对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报废机动车等进口项目也在积极争取中，同时以废铜为主的再生资源交易中心也已基本建设完成。五年内，天津将力争发展成为立足华北、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集物流集散、综合分拣、深度加工、批量交易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北方再生资源枢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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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意见》规定，“十二五”期间，全省每个社区、乡、镇都要配置一个面积不低于100平米的回收站，并具备废旧物资回收、分类、储运、中转等功能。到2015年，初步建立起符合城乡建设规划，网络完善、技术先进、分拣加工处理能力强、管理规范的现代废旧商品回收体系，各主要品种废旧商品回收率达到70%。

教育投入排行榜：

京沪藏位列前三甲

20年前，教育“追4”行动开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目标至今未能实现。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今年的工作安排时明确指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投入也成今年两会热点之一，为此，IUD数据中心根据权威统计数据资料，对各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进行测评如下。

主成分综合评价：教育投入水平京沪藏位列前三甲

本着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共设置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财政性教育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比重、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普通小学生均教育经费、普通初中学生均教育经费、普通高中学生均教育经费和高等学校生均教育经费9个指标进行测评。指标所选数据均摘录或根据最新的《2011年国家统计年鉴》和《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10》计算。

为消除主观因素影响，利用主成分综合评价全国2009年31个省区市的教育投入水平。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选取前三个主成分（解释了全部方差的88.72%）。根据各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中权数较大的几个指标的综合意义，前三个主成分分别刻画了各地区的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水平、生均投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支付水平。经计算各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我们得出31个省区市的教育投入总水平的名次。需要说明的是，有很多地区的得分是负数，但并不表明该地区的投入水平就为负。这里的正负仅表示该地区的投入水平与平均水平的位置关系，地区的投入水平的平均值算作零点，这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将数据标准化的结果。

测评结果显示，教育投入综合水平前十名中，北京和上海的教育投入综合水平遥遥领先，排名前两位，分别高于平均值7.696和7.689分，西藏排名第三，高于平均值3.975分；天津、青海、辽宁、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和浙江分别排名第四至第十位；教育投入综合水平排名后十位中，只有广东为东部省份，排名第二十五，其他都为中西部地区，其中江西、广西、河北、山东、河南排名最后五位，分别低于平均值-1.965、-2.095、-2.156、-2.229和-2.767分。

在生均投入水平方面，地区间的得分差距最大。排名第一的上海和排名第二的北京的得分大幅领先于其他地区，分别高于平均值15.117和15.084分。天津、西藏、浙江、辽宁、内蒙古、江苏、青海和黑龙江分别排名第三至第十名；在生均投入水平后十名中，除山东和河北外，其他全为中西部省区。其中，广西、贵州、河南排名最后，低于平均分-4.049、-4.429、-4.458分。

在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投入水平方面，西部省区领先。西藏、青海和甘肃排名前三位，分别高于平均值7.582、4.773和2.566分。前十位中除海南和吉林外，其他全部为西部省区；相对投入水平排名的后十位中，全余为中东部省区。其中，经济大省广东、江苏、浙江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位，分别低于平均值-4.029、-4.071和-4.553分，这些地区的教育投入相对于经济规模的比例最低。

在政府财政支付能力方面，各地得分差距较小。其中，贵州、北京、新疆、西藏、浙江分别排名第一至第五位，得分分别高于平均值1.243、1.158、1.1、1.0、0.919分；而四川、重庆、湖北、内蒙古和辽宁排名最后五位，分别低于平均分-0.861、-0.933、-1.094、-1.114、-1.195分。

“追4”：11省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

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财力的集中投入，但教育投资的效益具有间接、迟效、流动和外溢等特点，因此并非私人资本所愿意和承担，政府是教育的主要投资者，公共财政的投入是保证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和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是衡量此方面的重要指标。

为完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的目标，自2011年以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一是提高预算内教育支出的比例，二是增收特殊税费专项用于教育，三是新开财政性教育经费筹集渠道。2011年6月29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决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按土地出让收益的10%计提教育资金。2011年7月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教育投入和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从落实教育法定增长、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合理安排使用经费、加强经费管理等方面，对确保实现4%的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2011年8月2日，财政部发布消息称，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对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进行明确，并强调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实行专款专用，重点用于农村（含县镇）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阶段学校的校舍建设和维修改造、教学设备购置等项目支出，具体包括前期工作费、工程施工费、设备购置费、竣工验收费、项目管理费和不可预见的费用等。

据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审议的预算报告显示，2012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计划3781亿元，地方预算教育支出17800亿元，总支出将超过2万亿元。3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报告今年的工作安排时明确指出，“2012年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也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一）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粤苏鲁排名前三

从2009年各地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看，广东、江苏、山东、四川、浙江排名前五位，分别达到907.1亿、740.2亿、636.5亿、610.5亿和594.7亿元，河南、河北、北京、辽宁、湖南分别排名第六至第十位。但在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排名中，这十个省份除了四川的该指标值排名第九比较靠前外，其他省份均排名靠后。

（二）十一省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

2009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排名中，前十名分别是西藏、甘肃、贵州、青海、新疆、云南、海南、宁夏、四川和陕西，加上排名第11位的山西，共有11个省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分别为13.08%、6.97%、6.85%、6.73%、6.06%、6.04%、5.48%、5.01%、4.31%、4.17%、4.05%。

经济发达省区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总额排名都比较靠前，但其占GDP的比重在排名中大都靠后，其中山东、江苏、广东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排名倒数第一、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分别只有1.88%、2.15%和2.3%。可见，财政性教育支出虽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制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并非水涨船高，部分省区在今年完成“追4”任务的形势不容乐观。

鼓励实体经济发展

福建“真金白银”最多

针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今年以来，各地针对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扶持等方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对比各地鼓励和发展实体经济政策，可以发现金融政策是各地鼓励实体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而优化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则是各地进行政策创新的最大亮点。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福建最值得关注

2012年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指出，“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多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今年以来，浙江、江苏、福建等省陆续出台了明确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政策，黑龙江等省召开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金融要加大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综合部分地区陆续披露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资金规模和力度进行对比，福建最值得关注。

福建省出台的《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十一条措施的通知》，细则多、力度大，针对加大实体经济信贷投入、扩大实体经济直接融资规模、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等方面都规定了硬性指标，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投入力度方面，明确规定力争2012年全省各项贷款增速比GDP增速高出5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银行业通过表外业务等融资方式募集资金不低于500亿元；在保障重点领域资金需求方面，力争2012年省级重点项目融资新增额不低于500亿元，全省中长期贷款新增额不低于800亿元。此外，福建省还明确规定2012年力争实现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增幅高于20%。

部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对比

中小企业服务平台建设：黑龙江一体化网络建设加速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4月份共有辽宁、天津、四川、黑龙江、广西、河南、陕西、福建、新疆、安徽、浙江、重庆、甘肃、内蒙古、广东等15省市新出台了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其中，黑龙江省作为全国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项目首批十个试点省份之一，将利用3年时间建成一个由省级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枢纽平台、13个市地综合服务平台、22个产业集群服务平台组成的一体化网络平台体系，通过平台体系聚集、整合、统筹全省的各类中介服务机构等社会服务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窗口服务、一网式在线服务、一话式呼叫中心服务。

此外，各地的亮点措施还有：福建区别对待产品质量问题促小微企业质量提升；新疆开展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专项治理工作；安徽扩大政府采购主体范围扶持中小企业；广东困难中小微企业可申请社保、岗位和职业培训补贴。

五省同设中小企业服务年

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的“福建模式”

去年以来，福建省加快构建社会管理新模式，本着“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统筹兼顾、协商协调，依法管理、综合施策”的理念，形成了“高层重视、部门主动、全民互动”具有福建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格局。

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积极推广倡导本地、外地居民一体化的新型管理服务体制，从重管理变为重服务，建立了互联网、电话语音和手机短信“三位一体”的流动人口信息社会化采集系统，建设了3276个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站（所），配备专职协管员9090人，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的网络；在社会治安方面，出台切合实际的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推广多元调解衔接机制、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道路交通事故“多位一体”解决机制，集中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在全省推行调解、行政三级处理、法院二审终审、检察院法律监督、人大监督的“路线图”，全省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96.2%；在社会组织发展管理方面，推进行业协会改革，使1800个行业协会与行政主管部门脱钩，实现政社分开、管办分离；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启动新一轮乡镇（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规范化建设，并向上拓展至县建立部门联动的联调中心，向下延伸至村居（社区）建立工作站。

困难多，政策性强，胆子大

——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启动

5月25日，国土资源部和广东省政府在深圳召开土地管理制度大会，酝酿两年的《深圳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正式公布。这是深圳历史上第二次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土改试验的尝试。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称赞 “是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历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战略抉择”。改革围绕着八大重点，通过近期计划(2011年-2015年)和远期计划(2016年-2020年)，分两步推进。

深圳土改冲击波

◎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这是我国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历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抉择，符合中央对深圳的战略定位，符合深圳发展实际。国土资源部将全力支持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综合试点，并会同广东省政府指导深圳市按照总体方案开展工作，力争把这项试点做成部省市协调推进改革的范本，让深圳成为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理论的先行者、实践经验的创造者、制度供给的开拓者。

中国当前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相当一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与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有关，中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已逼近重大变革临界点。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问题，深圳新一轮土地管理制度将是一项“困难多，政策性强，胆子大的改革”。

◎中国房地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晟:深圳因为有大量的外移人口，城中村的问题非常严重。深圳可开发的土地很少，40%的人都在城中村发展。这一次试点，也起到了排头兵样本的作用。但是试点要坚持一个原则，既要承认既有的事实，但也决不能造成小产权房得利。溢价要补交税费，要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体系。目前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确权，确认小产权房的产权人权属，然后去考虑税费和溢价的问题。

◎ 《中国房地产报》：深圳“新土改”胆子大。深圳的“胆子”大在何处？ 首要一点是“依现状、依改造”。与“秋后算账”不同 ，“依现状”表达的深层含义是，即便以往因政策漏洞造成了一些问题，其主要的责任方并不是当 事企业和民众，而是政策制定方，即便被“钻了空子”也是因为“留了空子”，这部分人并未逾越 当时的法律界限，因此，更大的智慧和更难的尺度把握，在于如何实现“依改造”。这一大胆且饱含儒家智慧的说法若能在实践中得以完善，相信会对困扰我国多年的小产权房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途径。其次一点便是“利益共享”这是盘活存量土地，解决拆迁难题，进而实现城市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重要基础。并隐现了对房屋所有者土地价值的认可，而这一点，既可以为将拆迁补偿改为“入股开发”提供新思路，同样有可能为解决小产权房 问题提供新立论。

最大突破：土地确权

权属问题是深圳30多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复杂问题。《总体方案》明确，在土地用途管制、土地有偿使用、土地二次开发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产权制度方面在重点区域开展试点工作。在关键的二次开发确权方式上，采取“土地整备”、“城市更新”、“城市发展单元”以及“村民自主开发”等试验模式。

针对外界认为深圳土地改革将为小产权房确权，深圳市领导表态说：“这一解读是不正确的。”深圳对于非法房地产和违法建筑将坚决打击，不给出路，保持对违法建筑的高压态势。但专家认为，小产权房是深圳土地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深圳不处理好占据深圳总建筑面积几乎一半的小产权房问题，那么深圳土地改革就完全没有意义和可操作空间。土改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只有把这块突破了，才谈得上土地二次更新和招拍挂改革，并延续到土地资本化等改革措施上。

最大创新：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机制

《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规划控制、收益共享、运作高效的土地二次开发利用机制。在广东省“三旧”改造政策基础上，建立符合深圳实际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编制并审批城市更新计划，统筹安排城市更新改造。

在规划控制上，区政府、社区、土地权利人、开发单位等不同利益主体作为相关规划的主体，一起参与，收益共享。对土地二次开发增值收益，通过系列调控方式，明晰增值收益归属，并公平分配。

专家表示，通过土地二次更新利用模式，将现状土地和房屋的复杂产权进一步清晰化，使得非法利益得以转化为合法利益，把不可实现利益转化为可实现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和增值，也鼓励了原住民等参与和配合土地二次开发。

最大亮点：探索土地资产资本运作模式

针对土地财政方面的难题，此次深圳土地改革提到了创新土地资产资本运作机制，完善土地利用和管理模式，这也是深圳土改尝试中最为大胆的探索。让土地资源、资产、资本“三位一体”，将推动土地价值的最大化，为企业开拓新的融资平台。专家认为，土地资本化将使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长期化、稳定化。

《总体方案》提出了探索建立土地资本化运作为主要方向的金融制度，加快推动在土地开发、利用和经营过程中的金融使用模式和产品创新。探索城市更新、城市发展单元等二次开发模式的金融保障运行机制的改革思路。

另外，建设用地审批方式也进行了改革，重新明确了建设用地报批程序和规则，这些措施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深圳市尤其是中心区外的建设用地自主性。

《总体方案》八大改革重点

《总体方案》二十个改革事项

【链 接】

2012年深圳土地整备规模20平方公里

6月1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深圳市2012年度土地整备计划》。根据该计划，2012年度深圳市共安排整备项目94个，通过土地整备将实现2183公顷用地入库。《计划》在资金上，将安排10亿元对城市旧工业区、低密度功能区实施土地收购，探索市场参与土地整备机制。重点以土地二次开发提升城市空间质量，优化空间布局，改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质量，加大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新兴产业用地的整备。《计划》提出对新整备出的土地要严格管理，对原有储备土地进行清理，出现问题要追责。

“吃空饷”源于制度缺陷

浙江永康曝晒“吃空饷”公职人员名单于阳光之下，轰动全国。在这样一个县级市，竟然有多达192名公职人员在“吃空饷”。好在还有“纪委”这样的“纠偏—防腐—惩戒”机制存在，构筑了抵御公职人员和机构违规乱纪行为暗流奔涌的最后防线。

　　我们不禁要问，此类事件，在浙江其他地方有没有？在全国有多少？

　　公职人员“吃空饷”，“在编不在岗”、“拿钱不干事”，在制度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环节。

　　第一，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执行不力。一些公职人员长期病事假，超假不归，擅自离岗，受到刑事处罚等，为什么管理部门没有及时调整薪酬发放？现行干部人事管理制度再不完善，也有对发生任职变动者调整薪酬福利待遇的基本规定，问题是这些规定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执行，对执行规定者又没有相应的制约机制。这显然是管理者不负责任，而管理者之所以不负责任，是因为对负责任与不负责任者的激励与处罚机制扭曲、疲软，行之不力。

　　第二，“编制”制度落后，脱离现实“需求”。为什么机关事业单位要雇佣“临时工”？为什么上级部门要“借用、借调、抽调”下面单位的人员？因为有工作需要做但人手不够；那为什么不招聘？因为没有“编制”。

　　“编制”是什么？从战略人力资源管理角度看，“编制”只是一个服务于事业进展规划环节，要根据事业发展中对人力资源的需求作出规划和部署。“编制”为满足人力资源需求服务，为实现事业发展目标服务。如果“编制”被“编制者们”拍脑袋决策，如果“编制”沦为“编制者们”博弈权利的手段，那结果自然是“编制”与“需求”脱节。“编制”是必要的，但“编制”要追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

　　第三，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行使制度不合理。公共权力，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任命的方式配置给某些公职人员，而获得公共权力的人员，特别是“一把手”，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有十分宽松的自由度，没有严格的要求和原则，缺乏有效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规划中清清楚楚，文件里白纸黑字，讲话时明明白白，但群众没有实际的的监督权，上级平时不监管，政策执行起来就打了折扣，这是机关事业单位权力配置与行使的实际。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少数人”“吃空饷”问题，自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更要紧的是“吃空饷”过去不是上级和领导关注的事。今后有领导、媒体、民众的“关注”，吃空饷问题自然手起刀落、迎刃而解。

　  第四，“所有者”缺位，没有人对单位的未来负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产权问题。公有制的产权主任，表面上明确，实际上缺位。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形式上是人人有份，但实际上人人无权，所有各项权能的行使落到了一期一期上级组织任命的“代理人”——单位“一把手”的股掌之上。是否实现公共资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主要凭“一把手”及其领导班子成员的法制观念、党性原则、职业道德和个人素质决定。公共财政的所有者缺位，监督不力，形成了公职人员“吃空饷”的经济基础。

　　一些人认为，国家的钱，大家的钱，不要白不要；拿到单位，装到腰包，才是自己的钱。“吃空饷”问题，在非公有制企业里不会发生，在所有者在位的非营利组织里也不会出现，是因为资产的所有者名义上清楚，而且所有者的监督直接、到位，在制度上杜绝了“拿钱不在岗、在岗不工作”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由此引申，涉及数千万人利益的中国事业单位革新，关键就在于构建有效的所有者代理人直接、到位的监督机制。

（摘自《中国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