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料仅供参考

温家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我们必须下大决心、花大气力加快推进我国的科技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瞄准战略必争领域，抢占制高点，冲破外部封锁，把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2011年7月16日  在《求是》发表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文章

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宣传思想战线要带头深入学习、大力宣传贯彻，着力在武装头脑、凝聚共识上下功夫，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上下功夫，推动全社会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前进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2011年7月14日至17日  在甘肃调研时

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始终高举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紧紧依靠各族干部群众，加强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和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团结，深入开展反对达赖集团分裂祖国活动的斗争，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国家安全和西藏的社会稳定。

2011年7月20日  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时

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确保分配公平。这是住房保障的“生命线”。要完善制度设计，坚持阳光操作，接受全社会监督，做到公平公正，促进持续运行。绝不允许搞“权力房”。

2011年7月20日  在住房保障与房地产市场调控专题座谈会上

李源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促进科学发展的人才观，为做好人才工作提供了根本指针。要认真落实讲话提出的人才是第一资源、人人皆可成才、敢为事业用人、为各方面优秀人才建功立业开辟广阔渠道等重要思想，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

2011年7月20日  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会议上

孟建柱 公安部部长

通过建立网上公安局、网上派出所、网上警务室和民警微博、QQ群等方式，着力搭建警民联系新平台，不断拓宽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渠道。

2011年7月21日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

韩长赋  农业部部长

“十二五”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时期。农业部决定开展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通过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创新机制，重点打造一批现代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在点上寻求突破，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带动面上现代农业发展。

2011年7月19日至20日  在全国农业厅局长座谈会上

周  强  湖南省委书记

科学发展是当前解决湖南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始终做到坚持科学发展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一以贯之、一往无前、一抓到底。

2011年7月20日  在湖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房地产足球“跨界”风暴

当人们的眼光都注视着政府针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时，房地产企业却在绿茵场上大放异彩。放眼中国足坛，以广州恒大、河南建业、陕西人和、杭州绿城等俱乐部为代表的“房地产足球”，已经成为一道炫目的风景。当“地产”遇上“体育”，谁将是最大的赢家？人民网近日做了一期专题，将“体育”捆绑“地产”的个中奥妙一一细数。房地产商投资各种联赛的真正目的？业内人士表示，房地产企业扎堆涌入联赛，一方面是因为房地产业玩得起，另外一方面，关键还是因为这种与体育深度捆绑的营销手段非常适合房地产。体育的重要传播特征之一就是爆炸性，非常契合追求短期轰动效应的房地产营销模式，房地产品牌通过联赛带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显然要比单纯做广告效果好很多倍。  （《人民网》2011-7-5）

党群关系新思维

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群众路线”这些政治名词重新开始频繁出现在公共生活中。第14期《南风窗》称，从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领导人的论述，到重庆、河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实践，在党迎来90岁生日的时候，群众工作又成为最强势的政治话语和最时髦的政治潮流。如何处理党与民众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核心的命题。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群众”还是“共产党”，其内涵到外延早已发生了变化，在官民矛盾加剧、极端冲突事件频发的社会背景下，重塑新型党群关系，不仅决定着共产党未来执政之路能否一帆风顺，更关涉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能否顺利完成。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党的伟大智慧结晶，应被重新赋予时代的灵魂，用以指导政党革新、国家建设。

（《南风窗》2011第14期）

“黄金政策”恐成“空头支票”

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一被评论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含金量最高”的政策，恐因“实际操作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无法落实。据7月5日《经济参考报》报道，虽然各地水利部门已经根据 “一号文件”黄金政策纷纷出台了因地制宜的规定，但该政策目前在各地均无法落到实处。原因在于各地土地出让金高低不均，水利建设资金需求也不平衡，要落实这一政策，就要求各地土地出让金收益10%中的相当一部分要国家统筹二次分配，但究竟怎么统筹以及转移支付，目前仍不明确。除了资金在地方间的横向平衡问题，土地出让金收益10%中的“收益”二字也被地方政府认为不容易衡量。目前各地水利部门对该黄金政策“落地”的呼声非常高，期待7月8日至9日召开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能改变一政策落实难的现状。

（《经济参考报》2011-7-5）

中小企业遭受前所未有“钱荒”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频繁派出调研队伍，对部分地区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资金短缺等情况进行摸底。作为中小企业的主要管理部门，工信部的举动引发关注。《中国工业报》7月4日调查发现，随着存准率创出历史新高，中小企业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钱荒”。更加严峻的是，中小企业同时还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成本不断上升的不利局面。调研显示，总体而言，中小企业经营状况较金融危机以来得到了继续改善。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融资以及经营压力正不断加大，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将会在下半年给企业经营带来更大困难和不利局面。对此，工信部表示，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中小企业所处环境的变化，并积极研究对策，有望尽快采取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目前，工信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正积极研究应对措施，并将在短时间内予以实施。 （《中国工业报》2011-7-4）

26名省部高官问责样本

追责原则是，“谁决策，谁受问责；谁主管，谁受问责。”7月7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对26名受问责省部级官员进行了统计分析，为读者呈现了一部“受问责省部高官样本”26名受问责省部级官员中，被问责方式共分10钟，分别为：职位影响类4种，记过警告检查类6种。从统计分析来看，30年来，职位影响类问责，共计发生12起。问责诱发因素集中于防治疫情、安全工作、市场监管、环境保护4个方面。另15起被记过警告检查类问题，其诱发因素集中于发生特大责任事故。在被问责主体选择上，受问责官员多为副省长，鲜有指向省长。对此《人民日报》评论曾指出，我国的问责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运动式的问责”，带有浓重的人治色彩。而官员问责复出更是受人瞩目，原因是大多官员复出过程“低调”，缺乏足够的透明度。  

（《东方周刊》2011-7-7）

查账不问责审计无非走过场

每年一度的审计报告近日出炉，中央机关挪用公款自肥情况依然相当严重。审计署每年查账，但腐败问题非但未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原因在于只查账不问责，年年行礼如仪，无非走过场而已。自2003年起，审计署每年都披露大量违法违规问题，但问责却停留在内部整改，鲜有行政问责，遑论移送司法，因此一阵风过后归于平静，从未有人丢乌纱，也无人被送监狱，被点名的部委机关负责人好官我自为之。

(香港《东方日报》7月4日)

从湖北监利看“农业大县”困境

地方官员吹嘘的“农业大县”，通常是“财政小县”的一种委婉说法。湖北省监利县就是一个例证。被农业部授予“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标兵”称号、拥有大约146万人口的监利县，却穷得拿不出为实施中央政府近年来为支持农业和农民所出台的政策而应由其支付的那部分资金。据说这笔钱相当于监利县年财政收入的3倍。这一问题以及地方政府缺乏人才和青壮年农业劳动力等问题，制约了当地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所作的努力。

(香港《南华早报》7月4日)

中心城区合并是未来趋势

北京谋划“京南新区”

对于这一波包括北京东城和崇文、西城和宣武的合并，以及上海黄浦和卢湾的合并在内的中心城区合并现象，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心城区的合并是一个全国性趋势”。

郁鸿胜认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扩大了的改革开放实验区，第二种模式是由于国家对省管县体制的变动，第三种模式是大城市当中区和区进行合并。卢湾和黄浦的合并属于第三类，城市功能的区域调整。在对整个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中，像卢湾和黄浦这样的合并将是一个大趋势。

在上海两区合并、启动中心城区资源整合的同时，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合并的“铺垫”下，北京另一场影响更大的跨区行政整合也在悄然进行中——按照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批复和安排，位于北京最南端的大兴区正在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开始行政资源整合。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针对这场整合，北京市委书记刘淇专门批复，将北京南城建设成承载实体经济的新区，补充北京市服务经济比重过大，一般制造业、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较弱的局面。事实上，北京大兴区与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政资源整合肇始于2010年底，目前设计产业规划审批、工业大项目摆放等。大兴区副区长绳立成表示，大兴区和亦庄开发区整合后，成为南部新区，用来发展和承载中小企业、高端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唯一没有经济新区直辖市”的首都北京，能否将“京南新区”打造成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同级别的经济新区，值得期待。

（领导决策信息  2011.7.25）

个人投资建公租房北京开闸

7月13日，最新修订的《北京市房屋租赁管理若干规定》正式发布。今后，房屋租赁期限内未经承租人同意，不得擅自缩短租赁期限、增加租金。而租赁市场在短期内出现租金较大波动等异常变化，北京职能部门将采取必要的临时干预措施，稳定租赁市场。

“鼓励企业、个人投资建设公共租赁房”是最新规定的一大亮点。这是继明确鼓励国有企业、产业园区、社会单位利用自有土地建设公租房，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公租房建设后，北京市首次提出鼓励个人投资建设公租房。根据《规定》，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制订计划，通过建设、收购等多种方式提供廉租房、公共租赁房。此前，广州等国内部分城市提出，鼓励机构和个人将符合标准的存量住房，向公租房对象出租。相关专家认为，目前北京市场上出租的房屋大约有200万套，如果政府“收储”这类房源用于公租房的出租，对于公租房将是很大的补充。

此外，《规定》明确提出，“建设（房屋）行政部门应当建立房屋租赁市场信息系统，为单位和个人提供房屋租赁市场信息、房地产经纪机构经纪活动信用记录等租赁信息服务”。此前，北京市住建委在海淀区试点了二手房交易服务平台，上述规定意味着今后房屋租赁也有可能设置这样一个“官办平台”，这将从一定程度上解决租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让消费者来说今后租房将更加高效、顺畅和放心。

据初步统计，这是自1995年起，北京第五次修订房屋租赁法规。最新规定对于业主的出租行为更加规范，随意涨价的现象将被禁止。同时租赁房源供应充足后，业主的强势地位将逐渐改变。而行政手段进行干预的出现也将成为租金上涨的最终杀手锏。

（《领导决策信息》  2011-7-25）

消除隐患方能重树信心

（人民时评）

　　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事故发生，是因为对存在的隐患治理不彻底、不认真、不坚决”。4日，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针对当前热点做如此分析。铁道部部长盛光祖在谈到如何吸取“7·23”事故教训时，也要求不得随意压缩铁路建设项目工期，并要求全面排查和整治铁路的安全隐患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网上，“晒晒我们身边的公共安全隐患”，正成为近期网民们一个热议话题。

　　正如国家安监总局3日会议指出，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是“异常痛心和忙碌的一个月”。面对沉痛教训，从政府到公众，纷纷痛定思痛，寻求对策。在焦灼的目光中，“隐患”成为一个焦点。国务院常务会议日前提出的加强安全生产六大措施中，“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排在第一位。

　　灾难是一面镜子，虽然残酷，却能照出真实问题，使一些平时看不到或者被忽视的真相凸显于眼前，也在人们的心里制造着不安与恐慌。人们从北京、深圳地铁扶梯突然逆行的事故，看到了电梯质量和维护的隐患；从京珠高速客车大火致41名乘客死亡的惨剧，看到了携带易燃物的隐患；从上海特大火灾事故，看到了社区消防存在的隐患；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看到了座位没有安全带、出事后包厢门打不开、缺少救生锤、信号设备有缺陷等隐患……

　　不管是事故中自动浮现出来的隐患，还是人们受到事故的警示主动发现的隐患，既是威胁安全的现实隐患，也是冲击人们对公共安全信心的心理隐患。比如，地铁电梯事故发生后，许多网友纷纷在微博上表示“心有余悸”；铁路、公路上的故障、事故不断，影响着人们出行时对交通工具的选择。

　　“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安全生产领域中有一个著名的“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事故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如何及时发现和排除隐患，防患于未然？如何从灾难中吸取教训，继续稳步前行？

　　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发动人民力量，借助群众无所不在的雪亮眼睛，真诚倾听百姓对公共安全的各种意见，善用社会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化危为安。这不仅因为，公众作为“体验者”，晒出来的安全隐患往往目光如炬地指出了真实问题；更是因为，在公众关注的目光下，隐患的背后凝结着社会关切，影响着安全预期，对事故和隐患的正确态度和负责行动，本身就是提升社会安全感的基础工程。

　　信心是完全可以重拾的。1998年，德国城际高速列车也发生了死亡101人的惨剧。事故发生后，德国铁路公司进行了长达5年的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努力改进技术，严格规范。而今日，高铁仍然是德国人出行的首选。

因此，事故发生了，需要对公众疑虑和关切的每一个安全隐患都作出“真诚负责任”的交代：让调查处理过程公开透明，使公众得到真相；对设备问题、管理问题、厂家问题、腐败问题等一追到底、毫不手软；查清事故原因，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进而采取科学有效的改进措施。唯有这样，才能真正堵住安全漏洞，增加安全系数，帮助人们找到安全信心的生长基点。

（《人民日报》  2011-08-05）

“要钱不要命”

要的是别人的命

去年曾遭受特大泥石流灾害的甘肃舟曲，因众多无证水电站加剧地质灾害再次让人忧心。无序开发造成白龙江断流，河床干涸，农房裂缝，农田塌陷，植被被毁，被专家斥为“要钱不要命”。

不光是舟曲，陕西的岚河干流、福建的九龙江、四川的岷江，等等，都因水电站四处截流而多处断流，鱼虾灭绝。小水电跑马圈地，“大水电”也当仁不让，2004年，溪洛渡水电站因环评手续不完备被原环保总局叫停；2009年，鲁地拉水电站和龙开口水电站没办环评手续就开工，招来严厉罚单。

（《央视经济半小时》 8月3日）

不光是水电，类似这种危险的“火中取栗”并不少见。血铅污染事故、矿业污染、无证煤窑、三聚氰胺奶粉之类，触目惊心又层出不穷。发展“乱弹琴”无非为了钱，水电营业税给舟曲地方财政带来一年2000万元左右的收入，占比达40%以上，可谓支柱。但经济效益的蝇头小利与灾害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去年的一场泥石流灾害给舟曲造成1471人死亡，294人失踪，中央和甘肃省为此投入50亿用于重建与生态恢复。太湖治污，十数年间投资逾百亿；淮河治污，官方认可的投入为193亿元，收效却异常缓慢。

明知破坏性的发展不可持续，为什么一些地方仍然那么急功近利，无视子孙的安危福祉？只能说，之所以要钱不要命，是因为带血的GDP通常要的是别人的命，对决策者、实施者毫发无损，没有切肤之痛，自然敢逆天而行。项目是谁投资谁受益，破坏环境的代价却由百姓承受，所以，“在我赚钱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便成了一些人的投资坐标。

8月2日，国资委公布了2010年度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分列二、三、四名。显然，去年的中石油大连火灾事件并未影响其成为“A男”。业内人士说，利润总额和经济增加值是央企经营业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安全事故以及环境污染事故属于扣分项，无关宏旨。因此可以预见，蓬莱漏油事件恐难以影响中海油的“优秀”。

（《证券日报》8月4日）

不仅是对央企，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何尝不是重经济指标而轻社会责任。反正，GDP带不带血官员都有成就，灾难也能变成荣誉，对“要钱不要命”棒喝不住就不奇怪了。

整治“要钱不要命”的发展怪圈，关键是让要钱的人与普通百姓的命连在一起。比如，让领导下井与矿工同生共死之类，让大家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官员在布局要钱的项目时，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命，就不得不重视影响他人的公共安全。因此，对那些带血的GDP，要让决策者、执行者感到流血的可怕后果，从制度上让他们与群众血脉相连，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与个人荣辱、前途命运相联系，一旦有差错出事故即严厉追究其责任。惟如此，才可有效防止“要钱不要命”的疯狂行为。

（《中国青年报》 2011-08-05）

谁该为环境污染埋单

中海油蓬莱19-3油田事故溢出量超出原先预计的1500桶、渤海天津海域发现溢油带……一连串新情况再次牵动各方神经。严峻的环境影响令人扼腕，但同样令社会公众关切和揪心的是：对事故的处理，是否将不断陷入“企业污染环境、政府出面埋单、代价百姓承担”的怪圈？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注意到，与事故造成的巨大环境灾难相比，“肇事者”所承担的责任却往往相当有限。在追究渤海湾漏油事故责任方的经济赔偿时，人们才发现如果仅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条例，罚金只有区区20万元，可谓“轻如鸿毛”。而此前，福建紫金矿业污水、重庆开县井喷、吉林化工爆炸等重大事故发生时，相关责任企业本身均只是受到“棉花锤”式的惩罚。这一情况已引起诸多质疑，并成为对企业无法震慑、事故难以禁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可回避的事实是，环境污染的治理和修复往往时间很长、投入巨大。然而每次重大环境灾难后，相关企业都只是象征性支付些处置和救助等费用，对环境污染及潜在灾难却置若罔闻，即使赔付也只是“一锤子买卖”，任由当地百姓承担长期恶果，直接酿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而用有限的公共财政给污染企业“擦屁股”，对广大纳税人更是难言公平。

对比无疑是鲜明的。同样是漏油事故，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赔付了高达数百亿美元的环境污染费用。高昂的代价也正是国外企业通常对环境影响格外慎重的一大原因。反观国内，在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背景下，不仅迄今罕有肇事企业为此“伤筋动骨”，而且暴露出没有对造成环境污染后负责修复环境的强制性规定等问题，环境保护体制与问责体制明显缺失。

不可否认，诸多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和业绩可以成为忽视民生福祉和环境安全的“挡箭牌”。要做诚实守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表率，不能成为损害环境与公共利益、躲避责任的反面典型。

对民生福祉和环境安全的关注，也是对企业良心和道德底线的考验。能否从根本上把环境保护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合理界定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的关系，考验着企业对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会决定企业最终能走多远。  （《中国青年报》2011-08-06）

真相正随着油污飘远

8月3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公布，河北唐山丰南近岸油污和乐亭老米沟河口东侧沙滩油颗粒样品的油指纹鉴定结果均为燃料油。这也就意味着，乐亭海产品大面积死亡与蓬莱19-3泄漏无关。

（《京华时报》8月4日）

那么，造成污染的罪魁祸首燃料油到底来自何方？到底谁该为事件埋单？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海上燃料油可能是船舶在海上经过时留下的，也有可能是其他途径。但这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如果污染源成了过往船舶，不仅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公司无需为事件担责，恐怕连责任方也难认定，更不用说责任赔付了。对于这一结果，乐亭水产养殖户显然无法接受。因为在不久前的7月19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还发布信息称，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发现的油污颗粒均来自蓬莱19-3油田。并声称他们的检测是“在国家级的权威鉴定机构做的”，“具有法律效力”。但为何十几天之后，情况竟发生如此逆转？

不仅如此，记者在求证唐山市海事局时，得到的回答是：自6月份以来，他们并未检测到有船舶溢油事故，所检测船舶排放的油污量也很有限。而且，乐亭水产养殖协会也表示，乐亭海产品大面积死亡,是发生在6月20日左右,而海洋局给出的鉴定结果却是出自7月27日和28日的油污样品，难以佐证一个多月前的污染事件。

这让人想起7月初，山东长岛附近发现疑似油膜和溢油，并出现海产品大面积死亡。但据报道，当地渔民被政府封口：“不得讨论漏油的事情，更不准对任何陌生人提这件事。”而当地海洋部门对油污的鉴定结果也与乐亭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污染源为燃料油，与蓬莱19-3油田溢油无关。 （《新民周刊》 7月20日）

从报道看，自乐亭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呼号奔走的似乎只有民间环保组织。而对于民间组织来说，这场生态索赔诉讼却面临一系列挑战：有关部门能否有效提起生态索赔并及时公开信息？损害范围如何确定？如果民间组织提起诉讼，有关部门不作为，起诉成本、败诉风险该如何承担？所有这些，似乎都在昭示着乐亭污染事件不可预知的走向。

漏油事故发生两个多月，中海油和康菲公司并未向公众发布任何关于污染治理的消息，污染面积却在逐步扩大，已经从中海油最初声称的“只有200平方米”，蔓延到4000多平方公里。已经对海洋生态环境、渔业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且这种破坏还会持续多年。但目前除了20万元的罚款，涉污企业的损害赔偿依然毫无进展。

照理说，按照权利与责任对等的商业伦理，油企享有近海油田的开采权，也当自觉承担起保护海洋环境的责任。但遗憾的是，在我们国家，油企的自觉性并不怎么高，到底是谁让他们养成了傲慢、不负责任的习惯？

（《中国青年报》2011-08-05）

港大为啥这么香？

内地学生港大生活调查

　　核心提示

17名“省市状元”今年花落港大，人数为去年的一倍多，香港大学内地招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收获颇丰”的港大今年在京录取40名高分考生，其中北京3名文科头名被港大独揽尤为耐人寻味。这些众多高校眼中熠熠发光的优秀生源为何齐向港大靠拢？记者通过采访不同年级港大内地本科生，还原出一幅内地生在港大学习生活的真实画卷，看看香港大学为啥这么“香”。

准港大生

先在内地名校学习一年

　　讲述人赵云韬，浙江人，即将进入港大工程学院工科电子工程专业学习

清华委培  弥补遗憾

　　“通行证和护照照片的底色是白色红色还是蓝色？香港的教室里都有WIFI吧？……”一个港大内地新生自发组织的网络聊天群组不停地发出“吱吱”的聊天提示音，学子们正在兴奋地交流着。作为准港大生，此前他们已在内地高校委培了一年。这个8月，他们就将踏上去港大求学的旅程。赵云韬就是其中一员。

　　在赵云韬眼中，读港大的优势在过渡期就已体现出来——能同时体验两个名校的学术氛围。赵云韬说，在分配委培学校时，港大可能采取就近原则。不过，如果学生对委培学校有异议，可以提出申请。赵云韬说，“我当时非常向往清华，据说高考分到了清华线或者加上港大自主招生加分后到了清华线都可以申请去清华”。于是，赵云韬申请调换，港大很快满足了他的请求。赵云韬满意地说，委培制度使很多同学没有选择内地大学的遗憾得以偿还。

选课灵活  释放个性

　　比起内地学生的大一生活，委培生普遍感觉他们的freshman做得更轻松。除了专业课之外，他们还学习英语、数学或大学语文等公共课。在选修课的选择上，委培生的自由度要大很多，他们不会为了学分、为了毕业才选读某项课程。赵云韬在清华电子系委培，对他来说，电子系开设的工程制图课程与他在港大所学的工科电子工程专业并无太大关联性，他果断退掉这门课，以腾出更多时间学习感兴趣的课程。相比之下，内地大学的一些学生迫于学分压力，往往放弃了喜欢的课程，选择难度小、给分高的课程。他认为这有点“压抑个性”。在南大委培的王同学也告诉记者，“港大要求委培年修达到委培学校普通本科生学分的80%即可。

　　赵云韬特意说，内地同学选择去港大是为了钱，“这是误解”，其实港大的奖学金并不好得，相当一部分同学要负担每年12万港元学费和4万港元生活费。而且港大的奖学金基本会与学费和生活费持平，不会有剩余。他认为，内地学生之所以选择港大，还是看中了港大提供的国际化氛围和视野，以及出国交换交流的机会。

大一学生

适应港大生活是道槛儿

　　讲述人黄京，四川人，2010年进入港大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

　　汤云帆，北京人，2010年进入港大社会科学学院

评价全面  不只学习

　　“学习、上庄（参加社团）、住HALL（住宿舍）、拍拖、partytime，这是港大的传统，大学里要做的5件事。”四川姑娘黄京细声慢语地说，她觉得港大机会多，选择多。黄京2009年在北大委培，在她的印象中，北大图书馆6点半开门，还没到时间，就有很多学生在门口排大队了。“身边的同学都认为学习很重要。”她说，港大的评价标准不单一，不仅仅看学习能力，也注重思想的方向。“北大学术氛围浓厚，而港大学术、就业和社交的氛围都很浓厚。在港大，想做学问的同学可以用功提高成绩，想就业的可以多参加实习、做兼职，不在乎将来找工作的也可以多参加活动，体验形形色色的生活。”黄京上学期利用课余时间教普通话，“香港人很多想要学普通话，这种兼职不用太动脑筋，赚得也不少，时薪150元-200元。”她说，下学期可能着重在专业领域开展实习。

生活费高  出国容易

　　在汤云帆看来，“港大是成本、风险和预期收益都很高的地方。”汤云帆举了个例子证明香港的生活成本之高，2009年他在清华委培，“当时两个菜拼在一起再加二两米饭4.5元，三两米饭4.7元。港大校内餐厅对学生有补助，套餐是原价的七成左右。即便这样，两个菜加上米饭和饮料的套餐也要20元左右。”

　　而风险则在于，并不是所有内地生到了港大都能迅速适应，汤云帆说，尽管港大开设有广东话课，但仍有少数内地生遇到语言障碍。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自由度高的学习方式也会使一些学生不舒服。“内地高校刻苦学习的气氛很浓，学校也会安排一些强制性的实习和项目。在香港这个多元化、不完全以学习为重的环境里，压力和动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汤云帆觉得他更适应港大的方式，因为“自己设定路线会更有效率。新环境对我们自立能力的锻炼能够支持我们承担这个风险。”

谈起预期收益，汤云帆略带兴奋地说，2012年春天他极有可能去加州大学做交换生。“在港大，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参加海外交换项目，去国外一些大学学习半个学期至一年。只要学生努力争取，并非要达到一个很高的分数线，就能获得这个机会。清华的经管学院也有一个类似的交换项目，但仅针对国际班的同学而言，不是针对整个学校的学生。”

大二学生

享受国际化学术资源

　　讲述人Sarah，北京人，2009年进入港大社会科学学院

交往广泛  自由自治

　　与Sarah见面是在一家快餐厅。Sarah戴着眼镜，打扮素净。说起在港大这两年的生活，Sarah的感触是：融入集体和同学交往对于内地生来说很重要。

　　Sarah提醒，港大并不是很舒服的地方，你需要做的是接受挑战并适应它。“比如住HALL（舍堂，内地称宿舍)。甚至每个楼层都有不同的文化。住HALL的学生自治能力很强，自己选楼长，组织活动，跟内地宿舍完全不一样。不能适应HALL文化的内地生可以向舍监申请换楼层，如果仍然不能参与到集体中，可能会被‘踢走’（退宿），学校后勤将帮忙找房子。”Sarah说，自己之前是很“较真儿”的人，在港大两年，她开始对一些事情“放得下”，从中也找到了轻松和快乐。

资源丰富  学术严谨

　　高二那年，Sarah专程去香港考察各大学，最终优中择优立志报考港大。终于，她如愿被录取，并被免去3年共30万港元的学费。“从那时起我就感觉到，港大喜欢刻苦学习，能坐得住的、看得进去书的学生。”港大为学术型学生提供的资源也让Sarah非常满意。“港大的图书馆最棒！”Sarah由衷感叹，她2008年曾在北大委培，上学期还到台湾交换学习，就她所接触到的图书馆来讲，港大图书馆的在目册数最多、借阅权限最宽泛、外文文献和在线资源最丰富。“别看它小，但是书的种类非常丰富。”

　　“港大的学术系统非常严格规范。写论文时，教授会反复强调论文的格式和不能抄袭的纪律，引用某观点时一定得找到源头。”Sarah称，自己所在的社会科学学院课程少，但作业多。“我们一学期六门课，每门课有考试、3000字到5000字的大论文、1500字的小论文。考试论文交替而至，三五天就要交一次作业，基本没有空闲。”Sarah很推崇港大的导修课。“必修大课每周教授给200个学生上2小时的课，然后学生被分成10组，助教为每组上1小时的导修课，导修课完全以学生为主体，大家可以把学到的、思考的东西讲出来、讨论。”Sarah说，这是很好的制度，但在内地大学中显得有点奢侈。

出国考察奖金不少

　　这些天，Sarah将利用暑假将去日本考察学习，学校会为她提供6000港元的食宿费。“我兼修的美术史每年有旅行奖金，我之前学习了亚洲建筑史，在假期里计划去日本参观古建筑。列明计划、说明学术目的，多数都可以申请到资金。这在内地大学可能是争抢的机会，而在港大非常普遍，只要学生注意争取，很容易获得去国外交流的机会。港大的国际化氛围也为学生提供了在与外国人交流的机会。

Sarah目前非常乐观，她说自己比来港第一年更加适应与喜欢港大。她准备本科毕业后出国深造，对港大能为她提供国际化的学术资源也很有信心。

毕业生

留港就业忙并充实着

　　讲述人李清扬，浙江人，2008年进入港大经管学院

　　熊皓桃，贵州人，2008年进入港大社会科学学院

　　在香港工作的忙碌从采访对象的生活状态中可见一斑，2007年浙江省理科状元李清扬今年从港大毕业，并在香港就业。她在一天夜里近12点用繁体字回复了记者的采访邮件，她表示当初选择港大不后悔，“学术方面觉得北大和港大差距不大，各有所长；但是生活环境方面，她觉得在香港生活三年各方面的眼界都开阔了不少，是非常有意义的人生经历。”

　　在就业方面，李清扬觉得和内地相比，香港的就业选择面比较窄，大部分内地生从事金融相关行业。“但是留港工作概率比较大，回内地找工作也不算困难。”来自贵州的熊皓桃同样顺利留港工作，只能在晚上八九点和记者聊几句的她称，今年从港大毕业后，她的通行证自动续签一年，在这一年中，她享受的待遇和永久居民一样。这也被她看作读港大的优势之一。“

另外，港大有在国际上很有地位的教授，他们的推荐信可能会很有用。此外，有些院系会和公司有联系，每学期会有实习机会，学生可以全职工作一个学期，晚毕业半年。“这些都很自由。”

■说法

　　教育学者：

　　内地高校应深思

　　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虽然“状元”并不就是最佳生源的代名词，但如此多的内地“状元”选择港校，值得正在“纷抢生源”的内地高校深思。他告诉记者，目前内地高校“办学定位不清晰”、“缺乏办学自主权”导致教学质量下滑。高校内存在教学评估造假、精品课程流于形式的问题，一些教授受制于论文和课题指标，精力没有放在教学上。

　　另外，内地高校课程存在专业课课程老化，必修课设置不合理，不能引起学生兴趣的问题。此外，他认为大学招来优质生源之后，应该重视对他们的培养，而不是只为了获得一时的招生政绩。

　　港大内地招生办：

　　内地本科生超4成留港

　　问起内地优秀学子所表现出的特质，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招生主任马纳告诉记者，内地学生勤奋好学，学科基础扎实，与香港学生灵活多变，互动能力强的优势正好互相影响，互补长短。“港大招收内地学生的目的就是希望把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集中在一起学习和生活，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与融合下，为学生与学校带来好处。”他表示，内地学生创造了一个沟通两地文化的平台，让两地未来的领袖有机会相识相知。

　　在马纳提供的近两年内地本科生就业去向图表上，记者看到，每年超过40%的内地毕业生选择留港，回内地工作约为3%-10%。

　　港大校长：

　　招内地生靠的不是奖金

日前，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抢状元”一说回应称，他并不认为成绩好是选拔人才的唯一标准。“如果考试成绩好，那非常好，但如果考试成绩不太好的，也可以是好学生。因为招生的整个时间比较短，要快速决定招哪些学生，只能依靠成绩，成绩好的学生里面有状元，但我们并没有真的去抢状元。”徐立之同时否认了港大靠奖学金来招揽人才一说，他强调，港大招生是与学生“互相选择”的结果，例如通过面试环节让学生了解港大教学风格。

■新闻背景

　　北上广学生

　　更青睐港大

　　香港大学7月下旬发布通告，称该校已完成2011-2012年度内地本科生收生程序，今年录取的内地新生共有291名，包括17名“省市状元”，其中北京3人。

　　近几年来，北上广基本位于港大内地招生人数的前三名，这三座一线城市的学生似乎更愿意尝试新的教育模式。据报道，从港大2008年的录取结果看,“录取状元”是上海,共录取考生43个；“录取榜眼”是广东，共录取考生41个；“录取探花”是北京，共录取考生29个。2009年，港大在广东和北京分别录取了超过40名考生。2010年，港大共录取了近300名内地考生，广东考生的录取比例最高，共有60名考生入读港大。上海有近50名考生确定入读。

2011年港大共收到10362份内地学生的入学申请，其中来自广东、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申请占了多数，各有千余份。港大2011年在内地招收本科生300人左右，北京40名高分考生选择了港大。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一直稳定地提供优秀生源。

■名词解释

　　港大委培制

　　委培是港大为内地生独创的制度。主要是为了让内地生先适应一下大学生活和大学课程，以防直接入港带来的课程跨度等障碍，同时也为了平衡港大三年学制。按照委培制度，港大录取的内地考生需在进入港大学习的前一年，分别在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内地高校委培。

据悉，从2012年起，香港将推行四年本科制。舆论猜测，如此一来，港大录取的内地学生第一年将不会在内地高校委培。香港大学中国事务处招生主任马纳表示，明年内地本科生入学计划的详细安排将于年底公布，学生发展及资源中心会为内地生提供文化适应调整课程。

（《北京晨报》 201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