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温家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坚持科学选址，避开断裂带，避开地质灾害隐患点，避开泄洪通道，工程建设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1年5月9日  在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座谈会上

李长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把对文化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以更加清醒的文化自觉、更加强烈的责任意识、更加有力的组织领导、更加务实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局面。

2011年5月6日至10日  在山西调研时

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

切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注意选拔经过实践锻炼和重大考验的优秀干部，注意选拔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优秀干部，真正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信任的干部选拔进领导班子，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2011年5月10日  在贵阳主持召开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座谈会时

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改革开放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世情国情变化，我们需要在总结过去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探索，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理念和模式。要围绕破解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2011年5月5日至7日  在福建考察时

刘云山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社会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让人民大众共建共享是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立场。一定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增进群众感情，坚持面向基层，重心下移，推动城乡基层文化有一个更大发展，让文化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

2011年5月上旬  在吉林调研时

吴爱英  司法部部长、党组书记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紧紧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以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为着力点,大力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更好地服务大局、服务群众,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90周年。

2011年5月9日至11日  在江苏调研时

汪洋  广东省委书记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我们发展的根本目的。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们的幸福为代价来谈发展；要注意发展过程中人们的感受，不能以发展速度为理由，让影响群众幸福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

2011年5月8日  在广东省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专题读书会上

薄熙来  重庆市委书记

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甚至提升大庆精神，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

2011年5月7日  会见“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总队一行时

绿道不能重建轻管

珠三角省立绿道网全线贯通已整整4个月，但部分绿道质量安全性不足，绿道连接线衍生占道等交通障碍，卫生等后期养护问题突出，标识和驿站等配套设施尚待完善。5月6日的《南方日报》刊载省委书记汪洋的重要批示，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对待存在问题，举一反三，管好用好绿道，使人民群众从绿道中收获更多的快乐和幸福，使绿道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省住建厅厅长房庆方坦言，从已建成绿道的管理和维护现状来看，绿道管理滞后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各市也在结合自身实际探索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但尚未形成系统、完善的绿道管理和维护机制。去年，省住建厅就委托相关研究单位开展了绿道管理维护机制的研究工作，并制定相关管理规定，以期逐步建立绿道网建设、管理、维护等方面的长效机制，实现绿道网可持续发展和利用。《南方日报》

国土所生存状态调查

不少国土所面临“人少、事多、资金紧”3个老大难问题，在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工作中，承受着巨大压力。《中国国土资源报》5月7日刊发《国土所生存状态调查报告》称，个别地方至今没有国土所，“一人所”、“两人所”现象在东北和西部地区不同程度的存在。许多干部知识结构与当前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要求有较大差距。部分国土所人员虽然编制上收，但年终考核、评比仍由地方政府管辖，垂直管理还没有到位，社会地位和管理权威受到影响。很多基层国土人员提出建议：对国土所建设给予政策支持，进一步明确规定国土所在国土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和职能；上级部门制发文件，对人员编制问题给出明确说法或者解决办法；以及确保国土所的正常工作经费开支等。

货车为什么进不了城

物价高企背后，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而物流不畅进城难，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推手。5月9日《经济半小时》播出《聚焦物流顽疾：物流堵在最后一公里》，调查发现，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比从山东寿光拉到北京的费用至少高出150%。最需要物流的地方，物流的通行是最困难的地方。上海最大的物流公司仅三套进入市区货运通行证。不少大中城市通过颁发货运通行证对进入市区的货车进行规范，但是拿到这个证件却并不容易。另外，有的路面大车进不去，只能将乘用车改为客货混装，而人货混装是违反交通规定的，节目中违规的面包车，虽然运输的货物价值还不足100元，但要缴纳罚款3万到10万元。城市交通跟商贸环境，跟物流体系紧密连接，政府应缓解交通拥堵、规范货车运输，体现城市文明带来的方便与快捷。

苏南五市税率解密

江苏903万缴纳个税人群中，月收入为2-6万元仅为7000人，作为GDP占全国1/10的经济大省，这一数据无论如何都“太少了”。另一项数据显示，苏南五市贡献了全省个税收入的71%，这与此前财政部公布的东南五省个税占据全国一半的模式，如出一辙。5月9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刊登题为《江苏个税大税单解密》的文章称，第一个结论反映出税务部门掌握的个税纳税群体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第二个结论即“经济越发达贡献个税越大”的情况。税制研究者岑科表示，政府考虑经济的增长，对经营者采取很多优惠措施，使富有者相对地少纳税，工薪阶层却成了事实上的纳税主体。另外，复杂的个税累进制设计扭曲程度大，是对社会进步和财富的扼杀，成为制约经济发达地区竞争力的一大重要因素,继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效率。

路桥收费暴利超过房地产

国内现在最长的直达运输线路之一——广东、辽宁线路，2800公里路桥费近9000元，运费至少三分之一被高昂的过路过桥费吸走。5月11日《新京报》对此事进行了关注，评论员张鸿认为，地方政府对公路收费有利益的需求和驱动，把收费公路当作地方政府的印钞机。甚至在一些二三线以下的县城,收费公路已成为除了土地之外的最高收入来源。有些省份有专门的收费公路招商引资意见，把收费公路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重要的项目，然后用各种手段让收费期限不断延长。收费公路分两种：一种是政府还贷，最高年限是15年；一种是经营性公路，最高年限是25年，终极是30年。有些地方政府在还贷期限内，突然把这条路转给企业，变成了一个企业的经营性资产，当它是一个经营性资产的时候，收费收100年都是合理的，所以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外 刊 外 报

（2011.5.7-2011.5.13 ）

交通事故缘何屡变杀人案

美国《时代》周刊5月9日

在药家鑫案件引起全国的注意之后,更多的案件浮出水面。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样几起案件不大可能代表任何大规模的趋势。但是它们引起全国人民对中国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担心。这些案件还表明中国的阶层鸿沟越来越大,驾驶汽车的富人攻击骑自行车或步行的穷人。引人注目的药家鑫案件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现象,却使其他地方的类似事件变得更加突出。

占据权力主动者必须首先改革

英国《金融时报》5月10日

政府与纳税人双方均不诚信，政府的不诚信体现在迟迟不公布三公消费，对于部门的消费讳莫如深，并且时常以一些可笑的数据失信于民；而纳税人的不诚信体现在偷税、避税、企业主给自己开极低的工资，将一切消费纳入经营成本。要打开这个死结，占据权力主动者必须首先自我改革，当各个部门的一草一纸的费用全部展现在纳税人面前时，不必任何公关，政府的信用自然建立。而此时对偷税、避税者的惩罚将得到大多数人发自内心的拥护。

“三公”支出公开

要向中央看齐

按：5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地方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经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审查批准的政府财政总预算和总决算，并做好部门预算、“三公”经费等公开工作。

■ 国务院明确“三公”经费支出公布“时间表”

5月4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工作，“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会议提出，中央各部门要公开本部门2010年度“三公”经费决算数和201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地方政府要比照中央财政做法，公开“三公”经费。在具体做法方面，会议要求2011年中央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部分重点支出和2010年度中央财政总决算要公开到“项”级科目，对公开的财政预决算要作出通俗易懂的说明，并与预决算同时公开。

财政支出透明化不仅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需要，也是政府部门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尽的义务。事实上，从2009年首次公开4张预算表以来，中央推进财政预算公开的力度就在不断加大。进入2011年，先是全国两会传递出信息中央预算部门将率先晒“三公”支出账单；3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压缩中央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并在今年6月会将中央本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向社会公开；4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在研究部署2011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把制定出台机关运行经费管理、公务接待和会议、公务用车制度等改革方案列为一项重要内容。此番中央又明确要求地方比照中央公开“三公”支出，将财政预算公开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评论认为，虽然“三公”经费只是财政支出的一部分，但由于这部分支出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以此为财政支出全面公开的突破口，彰显了中央层面力推财政公开的决心和勇气。

■ 公开缓慢、标准不一、缺少细节是财政预算公开三大症结

4月14日，科技部第一个“吃螃蟹”，在中央部门中率先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用财政拨款支出安排的出国（境）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三项经费预算为4018.72万元。然而，在科技部之前之后，多个中央部委公布了2011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预算均不在公布之列。评论认为，科技部此举虽为表率，但仅仅提供了一个总数，令人无从具体考察其用途的合理性。一些地方政府对“三公”经费公开更是投鼠忌器，往往以“没有先例”、“内容太敏感”、“涉及国家秘密不便公开”等理由加以搪塞。个别地方率先公开的，也是术语多、数据多，公众常常反映“看不懂”。

不仅“三公”支出公开难，对预算公开不积极的态度在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预算公开不积极、不主动，犹豫观望；预算公开内容不细，实质和深层次问题尚未涉及；预算公开进度偏慢，进度参差不齐，公开的时间也先后不一；预算公开运作不够规范，不同部门、地区对同类预算公开的处理标准不一，有的部门全部公开预算，有的部门按最低标准公开，影响了公开的效果和政府的公信力。

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早已明确“财政预算、决算报告等政府信息应重点公开”，但目前政府预算科目设置的“类”“款”“项”“目”四级指标中，“三公”支出并没有专门列项。因此不少地方在面对公众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时，往往以“不是不愿公开”为由予以搪塞。而追根溯源，“三公”消费之所以三令五申依旧屡禁不止，政府的行政成本并未纳入政绩考核范畴是主因。

因此，公开“三公”经费，首先要让公众看得懂、看得明白，消费账单越详尽越好。再进一步而言，遏制“三公”消费，不仅仅是要公开，更要完善预算、细化管理，这是遏制“三公”消费的关键和源头。在香港，一个部门所公开的财政预算、支出情况常常厚达数百页，细化到了“一张公务用纸”。完善预算的同时还应细化管理，各种公务开销的标准要有详细规定和限制，报销费用时必须注明具体事由等详细情况，而不能任由领导“一支笔”批了算。有监督，就要有问责。遏制“三公”消费，不仅要靠公众监督，更要靠制度和法律监督。要将“三公”支出纳入政绩考核范畴，更要像惩治腐败那样治理“三公”消费。

据悉，今年政府收支科目有望进行相应调整，将“三公”经费细化纳入相应科目。在解决了技术层面的问题后，下一步就需要在体制上加快推进“三公”支出管理和公开。

我国财政预算公开进程

■ 北京7月公布“三公”支出其他地方还需跟上

目前，一些地方在“三公”支出公开和管理上已做出积极探索。

继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因其在财政预算公开方面的“彻底”被网友称为“全裸政府”后，今年重庆两会期间，当地48个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首次公开。4月1日，北京市公布了公车数量。按照部署，在7月召开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市级“三公”经费支出情况将首次纳入2010年市级决算报告当中，接受委员的审查和监督,并将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山东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也表示，该省“三公”经费项目公开工作已经开始准备。

在推动“三公”经费项目公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三公”消费的管理和监督。广东省明确提出，要拓展电子监察综合平台，逐步将“三公”支出以及广东对口援疆项目和资金纳入电子监察实时监控，以电子监察促进党风廉政信息平台公开的内容全面、真实。陕西省于4月10日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全省全年公务接待、公车购置和公费出国出境经费下降10%。湖南省永州市也为“三公”消费套上“紧箍咒”。2010年下半年起，永州市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三公”消费在指标上实行总量控制，在审批上提高审批门槛，在标准上严格实行量化，在纪律上严格约束监管，纪检监察部门把从严控制“三公”消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目标考核内容。 《领导决策信息》

河北五道金牌

为保障房建设护航

背景资料

●河北省近日新增7000亩建设用地，专项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省国土资源厅和省住建厅还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保障性住房用地计划执行月报制度。

●河北省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照“简化规范、并联办理、限时办结、优质便捷的要求，建立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

●5月8日，河北省召开的关于住房保障制度研讨会透露，《河北省城镇住房保障办法》即将出台。该办法规范了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特别强调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要做到应保尽保。

为确保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河北省近日向各设区市及省政府有关部门接连下发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制度、工程补助资金使用管理、项目规划建设管理、工作职责分工、行政问责等5个方面的文件，进一步完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政策体系。

高标准：保障房须省地节能环保质优。《关于加强保障性住房项目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提出，项目选址要优先选择公共交通便捷、生活设施便利、环境适宜人居的地段和区片。对确定的绿地率、容积率等控制性指标及城市设计要求，不得随意变更。《意见》对全面落实质量责任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办法，如对保障性住房严格执行住宅分户验收制度等。《意见》强调，在建设过程中，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坚决一追到底，严肃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此外，河北省要求各设区市要按照“省地、节能、环保、质优”的标准，每年至少要建设2至3个保障性住房示范工程项目，各县（市、区）每年至少建设1至2个示范工程项目。做到户型小、功能全、配套齐。经验收，评出省级示范工程项目，并给予奖励。

严要求：27种情形将问责主要领导。《河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行政问责暂行办法》规定，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中，出现27种情形之一将问责各级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这27种情形包括由于故意和过失，不履行（包括拒绝、推诿等情形）或不正确履行（包括无法定依据以及不依照规定程序、规定权限和规定时限履行职责等情形）职责，严重影响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开展，损害公共利益或管理相对人的利益，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应当接受问责。问责方式有诫勉谈话、通报批评、调整工作岗位等7种。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的领导干部，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

部分地区保障性安居工程问责措施

[相关链接]

石家庄没收违建做保障房受质疑

针对当前保障房建设面临找地难、住房供应短缺等严峻现实，特别是违规住宅用房扰乱了市场，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布局和功能定位。为此，石家庄日前下发《关于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实施意见》，采取铁腕手段，在全国率先实行将强制没收违规建设的住宅用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新举措。但此举立刻引发媒体广泛质疑，认为这体现了在中央问责制的强大压力下，地方政府搞保障房有病急乱投医的倾向。

有媒体指出，如果违法建筑已经开工建设到足以供人使用的地步，本身就已经说明了相关监管部门的失职。如果把违建没收，完成了保障房的任务，是不是意味着相关监管部门不仅无过，反而有功？因此，审视“没收违建房作为保障房”不应只从可行性本身作出研判，更应在法律层面予以规范。        《领导决策信息》

一号文件100天8省市试点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2011年1月29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发布，为我国水利建设谋求突围。据监测，2011年以来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在多次考察和会议中，把做好水利工作作为重要内容。截至5月11日，水利部长陈雷100天来在云南、贵州等地组织调研，确保一号文件更好地贯彻落实。另外，水利部与广东、山西等五省签署合作备忘录，支持地方水利发展。根据一号文件要求，各地“十二五”期间水利投资呈现出猛增态势，往年难点的“五小水利”成为财政重点扶持对象。山东、北京等8省市还紧扣“三条红线”，开始试点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水利部长陈雷地方调研情况

2011年水利部支持地方水利签约文件一览

部分地方关于水利改革配套文件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系水利

■财政扶持：“五小水利”成重点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支持山丘区小水窖、小水池、小塘坝、小泵站、小水渠等‘五小水利’工程建设”，各地根据文件精神和实际情况，把“五小水利”建设确立为“十二五”期间财政扶持主要着力点。作为2010年西南大旱主要受灾区的云南、贵州等地，更是把“五小水利”作为今后一段时期内农田水利建设的工作重心。按照规划，云南“十二五”期间将建设200万件“五小水利”解决农村用水问题。贵州省委3月9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意见》中同样指出，水利设施建设要切实向乡村延伸，在骨干水源工程覆盖不到的地方，因地制宜建设以雨水集蓄利用为主要内容的小型水利工程设施。

■水利投资：“十二五”地方数据猛增

由于大部分水利基础设施无法盈利，大幅度增加政府财政性资金投入就显得至关重要。一号文件中明确要求，各地要将土地出让金的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根据要求，地方配套文件中水利投资数据都有大幅攀升。其中，山东省要求各级政府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安排10%-2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辽宁“十二五”期间计划投入848亿元，其中2011年计划安排157亿元水利建设资金，用于8个大类、44个项目、7000多个水利工程建设。

部分省市“十二五”计划水利投资数据

■样本工程：山西大水网与京北水资源涵养模式

2011年3月，山西省大水网规划出台。针对山西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水网建设实现资源互补、丰枯调剂。山西大水网以纵贯山西南北的黄河北干流和汾河两条天然河道为主线，以建设覆盖全省六大盆地和主要经济中心区的十大骨干供水体系（十横）为骨架，点面结合实现“两纵十横、六河连通，纵贯南北、横跨东西，多源互补、保障应急，丰枯调剂、促进发展”工程体系。

京北是北京的重要水源和生态屏障地，承担着北京市50%以上的城市工业和生活用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把京北定位为生态涵养区，经多年摸索，根据不同区域特点，京北水资源涵养如今已形成五种主要模式。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8省市开始试点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相应的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截至4月中旬，包括江苏、山东、河北、浙江、甘肃、上海、天津和北京在内的8个地区已经展开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试点工作。其中，山东在2010年9月份出台的《山东省用水总量管理办法》已于今年1月起实施。办法将用水总量作为约束性指标进行管理，要求用水总量超过“红线”将停止审批新扩建项目。2011年4月26日，北京市水务工作会议举行。会议要求全市积极推进新时期水务改革发展，全面推动节水型城市建设，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努力走出一条人水和谐的发展道路。

■借力新技术：江苏打造“智慧水利”

2月9日，江苏省一号文件发布，提出率先在全国实现水利现代化的目标。2010年以来，由无锡和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合作的“智慧水利”电子监测系统助力江苏水利取得良好效果。

水利普查方面，2011年3月28日，辽宁省水利普查办公室在全国率先开通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基层登记台账管理系统，全面开展水利普查对象清查工作。目前，辽宁省水利普查对象清查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辽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台账建设名录》已通过松辽委水利普查办公室审核。在清查登记阶段，辽宁省将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要求，以普查数据质量控制为主线，采取省水利厅下派水利普查工作人员对30%以上基础数据进行现场复核、将水利普查工作纳入“大禹杯”考核内容等有力措施，全面、有序完成清查登记阶段各项任务，为2012年辽宁水利普查填表上报、成果发布阶段的各项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保障房主题或贯穿全年

无论从板块估值水平还是上涨空间来看，建筑和机械板块后市都存在获得相对收益的机会。

今年以来，市场热点层出不穷。考虑到政府投资在国内经济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高铁、水利和保障房投资等相关板块相继成为市场追捧的热点。随着行情的深入，在高铁、水利等板块相继陷入调整之时，保障房主题投资却持续升温。或许真正能够贯穿2011年度的投资性机会就在保障房受益板块之中。

保障房主题领跑大盘

今年的A股市场表现虽然略好于去年，但整体而言，市场给予普通投资者的机会却并不太多。这主要缘于在通胀阴霾挥之不去的背景下，市场缺乏系统性上涨的流动性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市场内热点的涌现，特别是一些受政府直接投资拉动、具有确定性业绩增长的板块，如高铁、水利和保障房建设相关板块。相对而言，高铁和水利概念在经过一段时期市场的狂热之后都陷入调整中，唯独保障房受益板块在2011年保持了良好的延续性，走出了震荡盘升的稳健步伐。

在近一段时间内，市场热点在周期性板块与防御性板块之间摇摆不定。不过，受益保障房建设的钢铁与水泥板块近期再次粉墨登场，引领大盘反弹。从盘面上看，中信一级行业中的钢铁与建材板块分别上涨了3.19%和2.25%，领跑大盘。事实上，今年以来，受益保障房建设的水泥、钢铁、房地产、建筑和家电等行业板块都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中信一级行业中的钢铁、建材、房地产、家电和建筑板块年内分别累计上涨了26.51%、17.74%、13.02%、10.29%和8.91%，均跑赢同期上证综指的涨幅7.78%。

从行业角度来看，如果排除钢铁行业内部由于兼并重组所带来的超额投资收益，水泥板块无疑是今年市场中最亮眼的明星。板块内的华新水泥、巢东股份均实现了超过70%的年内收益率，而年内上涨幅度超过30%的水泥股更是比比皆是。毫无疑问，保障房建设对水泥板块的拉动至少在资本市场上立竿见影。

受益板块或向下传导

我国计划今年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并计划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建设3600万套保障房，使保障房覆盖率达到20%。相关市场人士分析，今年建设的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1.3万亿元至1.4万亿元资金，同时将为相关行业带来上千亿元利润。因此，保障房建设的加速启动，将对水泥、钢铁、房地产、建筑和工程机械等相关行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从受益保障房建设的先后次序和程度来看，水泥和钢铁行业受益最为明显，其次是机械和建筑行业。对房地产行业而言，积极投入保障房建设的房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宏观调控政策所导致的业绩下滑风险。最后则是家电行业，只有在保障房建设达成一定目标之后，家电企业才能实现业绩的明确增长。

在今年A股市场维持震荡格局的背景下，尽管水泥板块和钢铁板块明确受益于保障房建设所带来的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但前期积累的涨幅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因此，存在明确业绩增长预期的水泥板块与钢铁板块虽然后市仍具有较高安全性，但上涨空间可能会受到一定制约。

不过，保障房投资主题并不会因此而终结。一方面，虽然当前A股市场受流动性困扰而缺乏上行空间，但如果未来某个时点通胀数据出现下行趋势，货币政策拐点隐现，那么市场流动性偏紧的局面有望得到扭转，届时市场或将迎来系统性机会，而直接受益于保障房建设的水泥与钢铁板块有望再度领跑大盘。

另一方面，即使流动性拐点没有出现，保障房效应也有望向下游传导。根据统计，目前中信一级行业中的建筑和机械板块年内分别上涨了8.91%和7.74%。从统计数据上看，这两个行业的板块涨幅并没有完全反映其受益保障房建设的程度。此外，目前中信二级行业中的建筑施工和工程机械行业板块的市盈率(TTM，整体法)分别为19.48倍和23.05倍，基本处于历史平均水平。而随着保障房建设的逐渐推进，建筑和机械行业的受益程度将愈发显著。因此，无论从板块估值水平还是上涨空间来看，建筑和机械板块后市都存在获得相对收益的机会。  《中国经济信息》

不为人知的秘密

回顾股市20年

政策市的提法不准确，不全面政府通过政策和舆论来间接引导资本市场，是国际惯例，是世界各国对证券市场在必要时都会进行干预。

——第三任证监会主席周正庆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届国务院总理。

正是在这一年，国际投机者开始冲击香港金融市场。著名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宣称：香港政府必败无疑。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据称，香港政府投入资金超过1000亿港元，集中收购了香港几大蓝筹股公司的股票，成为多家香港蓝筹股公司的大股东。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肆虐，面对当时令人堪忧的证券市场，中国证监会在时任主席周正庆的带领下，从1998年开始，组织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

鱼龙混杂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将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在简称前冠以“ST”，因此这类股票称为ST股。辽物资成为首家ST股票，随后农商社、双鹿、苏三山、渝钛白成为第一批ST公司。

到1998年底，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250多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1999年5月16日，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修改，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条主要政策”建议。市场干预迅速扭转了股市的持续低迷，股指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大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

由此，中国股市又迎来了一轮波澜壮阔的大行情 1999年的“5·19行情”

正是在这一轮大牛市中，一批公司鱼龙混杂。号称“中国第一蓝筹股”的银广夏是当时的大牛股，从股价到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炫目的记录。

亿安科技的表现更是令人记忆犹新，该股在始于“5·19行情”的一波大行情中从每股8元左右的价位，被庄家借科技股的炒作之风一举推上126.31元的高位，成为中国首只百元股。

与之同处一个年代的红光实业、活力28都成为股民共同关注的焦点。

1997年6月6日，正是这一天公司董事长何行毅敲响了股票上市的钟声，红光实业风光上市，然而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上市只是“红光一闪，昙花一现”，开市钟声犹存，仅仅半年，红光实业即以前所未有的巨额亏损，震动了整个证券市场：每天烧掉100万，半年亏损2个亿。红光实业也因此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第一例虚假上市公司。

随后，在《证券法》刚刚实施不久，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大黑幕再次犹如一把尖刀扎入中国证券市场。一桩中国证券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腐败窝案 “康赛黑幕”被揭穿，案件牵涉到了中央候补委员、原国家科工委副主任徐鹏航，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康赛现象”的出现，加速推进了证券发行改革制度的出台。

人们没有忘记，就在1999年的年初，深交所向中国证监会正式呈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进行成长板市场的方案研究的立项报告》，并附送实施方案。3月，中国证监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可以考虑在沪深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科技企业板块”。

就是从此开始，创业板的诞生历经了十年的痛苦孕育。

证券腐败第一案

1996年8月，湖北省黄石市名噪一时的服装企业康赛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康赛集团一度在全国美名传扬，不过这家企业的辉煌也太过短暂，三年后，神话就破灭了。

说起康赛股份，有两个人不能不提，这两个人分别是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董事长名叫童施建，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总经理叫张建萍，是一位女强人。在当地人眼里，这两人从小就是同学，又是合作多年的“密友”。这 两人“相互抱团”打天下，曾在当地传为佳话。

当时的服装行业正面临日趋激烈的竞争，由于设备老化、工艺陈旧，黄石市服装厂这个老厂面临破产的结局。危急关头，童施建、张建萍二人联手，使名不见经传的服装厂很快在业界快速崛起。

后来，通过兼并黄棉康达纺织厂、磁湖服装厂及浙江嘉兴的亚麻纺织厂，康赛的规模和实力进一步增强。

敢闯敢干而又善于把握机遇的童施建，并没有沉湎于一时的辉煌。他认为必须扩大生产规模，将企业做大做强；但做大蛋糕的最大问题还是资金这个“瓶颈”。这个时候，童施建萌生了发行股票的念头。

为了铺就一条上市的坦途，童施建和张建萍开始铤而走险。康赛集团在上市前后，他们坚信“有股能使鬼推磨”，大肆贿送部分官员原始职工股，演绎了一桩又一桩权钱交易的丑剧。

第一个中招的“大人物”是曾经担任过黄石市市长和湖北省副省长、后来担任过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徐鹏航。

 1993年，时任康赛集团党委书记的张建萍，找到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的徐鹏航，要他为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帮忙”。此后，经过徐鹏航的斡旋，康赛集团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后来，徐鹏航的妻子和女儿通过张建萍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6万股。康赛集团股票上市后，又收受了康赛集团的内部职工股4300多股，共得股票溢价款113万元。

第二个中招的“大人物”是原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

按照当时的政策，通过徐鹏航的“帮忙”，康赛公司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试点单位后，要想上市，还必须得有审批额度和计划。1996年3月，童施建找到当时中国纺织总会的会长吴文英，请其帮忙。

随后，中国纺织总会向中国证监会推荐康赛集团股票上市，而康赛集团本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的直属企业。为此，吴文英的儿子购买了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10万股，股票上市后抛出，共获利89万元。

1996年8月28日，这是一个让康赛人永远铭记的日子，康赛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其发行的内部股也由国家批准直接上市。

好景不长，没多久，“康赛黑幕”爆发了。其原因竟是董事长童施建和总经理张建萍的“窝里斗”。正是他们在共同利益上出现了裂痕，才最终揭开了康赛大案黑幕的一角。

1996年初，康赛成立了一个中外合资康赛有限公司，但双方合作一直不愉快；随后，童施建又与香港恒洋公司合作，双方的股权争斗也是十分激烈。

令童施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每次谈判中，对方似乎都掌握了自己的底牌，因此童施建怀疑出了“内鬼”，出卖了康赛的商业机密。而这种绝密资料，只有康赛高层的人才能掌握，于是他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张建萍。

张建萍在兼任康赛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总经理时，总公司投进1亿多元，但回款还不到4000万元。张建萍所管的重庆、北京、上海、武汉分公司全面亏损。童施建认为这其中可能有问题。但因为张建萍是党委书记，童施建不好直接处理，就决定让其回总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

而此时的张建萍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坚决要当这个公司的经营总经理，而不愿升迁做公司的总经理，并以“辞职”相威胁。于是，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对抗，一场前所未有的明争暗斗不断升级。

张建萍眼看难以匹敌，于是一封举报信，将童施建告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此举加快了“康赛黑幕”的全面爆发。

随着“康赛黑幕”被揭穿，公司挪用公款、股票行贿、关联交易、作假账、违规担保等种种问题也逐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康赛案”让100多名贪官落马，这在中国证券市场可谓开天辟地第一回，在中国证券史上写下了空前绝后的一笔。

纪事 1998-1999

1998年4月22日，沪深交易所宣布，对财务状况或其他状况出现异常上市公司股票交易进行特别处理，在简称前冠以“ST”。

1998年4月，辽物资成立首家ST股票。

1998年12月，证监会先后颁布实施250多项法律法规，初步形成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体系。

1999年5月8日，受美军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影响，5月18日，沪深两市分别跌至1059点和310点。

1999年5月16日，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和修改，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六条主要政策”建议。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正式实施。                  《中国经济信息》

如何迈过“陷阱”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指出，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需要有新的突破。倘若延续过去的战略和机制，会使一国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中国面临的问题同世行的概述有不少相似之处。当前中国经济结构面临五大失衡：储蓄或投资与消费失衡，消费率太低；三大产业失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发展经济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没有得以扭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对于出现上述失衡的原因，有专家认为，主要是一些地方连年追求超高速经济增长所致。为了追求短期超高速增长，不断加大投资、大上工业尤其是重化工项目，挤压消费；投资增速很高，但粗放扩张必然会付出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为保经济增速，财政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如何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像一些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是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专家提出，我国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发，将导致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即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可是，对有可能引起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做多方面分析后，我们发现能够形成跌入中等陷阱的风险诱因是存在的。都有哪些风险诱因？第一，贫富差距，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是在缩小，而是有逐步增大的趋势；第二，居民消费力，尽管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居民消费力并不乐观，目前居民消费力是处于低水平，35%左右，历史上最高曾达到50%以上。第三，公共产品，尽管这些年加大了投入，但是总体上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第四，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资源在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过度的向政府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严重失衡。第五，社会风险和社会矛盾有不断增大的趋势。总的来说，这五个问题解决不好，或者这五个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没有解决好，应该说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有学者称，“十二五”转型和发展，中国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关键是看我们的选择，究竟是继续坚持GDP总量为改革导向，还是以“民富优先”作为改革的导向。如果继续坚持GDP总量为导向，可能发展方式这个“球”到一定时候就破了，破了以后会发现，速度会从高速突然降下来，甚至会降得很低。如果以“民富优先”为改革导向，把国家的发展变成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消费率也就提高了。社会的矛盾、社会风险因素就会明显降低，就有可能通过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成功避免开“中等收入陷阱”。“民富优先”的转型和改革导向，可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性选择。

目前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有专家认为，首先要有基本共识，因为改革到一定程度很难有共识。比如说政府转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政府工作就是搞好经济建设，这个观念必须转变。各级政府都在提“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其实这是全社会的事情，是企业的事情。如果说要使得全社会能够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话，那么政府就要聚精会神的改善民生，一心一意的搞好公共服务，政府要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加快政府转型。

《领导决策信息》

中国家庭消费水平之所以不高，是因为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之低。而制约家庭收入增长的，恰恰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元素。

中国扩大消费难在哪？

全球市场似乎越来越担心，中国经济政策的改变将很快推高美国的利率。这些担心是错误的。

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中国政府已把提高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当作首要任务——目前，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重非常之低。如果这项计划取得成功，除了能够抑制中国过度依赖投资来促增长的危险倾向，还应当会缩减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

中国的储蓄率正处在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即使消费增长只把相对储蓄率压低四、五个百分点——同时投资水平保持不变——中国的贸易顺差也会被彻底抹平。

这会推高美国的利率吗？杞人忧天者认为会。过去十年，中国央行一直是美国政府债券的最大买家，遥遥领先于其它国家，它以此方式把中国的巨额贸易资金流入重新投回美国。杞人忧天者说，假如贸易顺差下降迫使中国缩减债券购买量，对美国政府债券的需求将会剧减，美国的利率将会飙升。

然而，这一推论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中国消费占GDP比重的上升不大可能是一朝一夕之事。至少从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渴望提振相对消费，但实际上，消费占GDP比重在此期间甚至还从本已低得惊人的水平继续下滑。

中国家庭消费水平之所以不高，是因为家庭收入占GDP的比重非常之低。而制约家庭收入增长的，恰恰是中国增长模式的核心元素。简言之，中国之所以增长迅速，主要是因为其制度和金融体系把财富从家庭部门转出，去鼓励和最大限度促进投资增长。

因此，除非这种转移发生逆转，否则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就不可能上升；如果这种转移得到逆转，将必然导致投资大幅减少。而中国经济增长又严重依赖于投资增长。

在中国国内，人们就降低投资增长的必要性展开了热烈且偶尔带点火药味儿的争论。不过，有一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此举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短期和中期增长大幅减速，它受到许多重要阶层的抵制。

如果中国消费占GDP比重出现上升，同时投资又没有相应减少，那么由此导致的贸易顺差收窄也未必意味着美国政府债券将面临需求不足。

如果不断增长的消费导致中国贸易顺差收窄、美国贸易逆差相应下降，那么美国政府债券的供应量将随着中国的购买量一同减少。

为何？美国财政赤字的扩大是应对美国增长缓慢和国内失业率高企的一种手段。

换言之，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凯恩斯式的财政扩张，目的是弥补由家庭和企业去杠杆化造成的内需疲软。如果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创造出同样的需求，美国政府就没有必要搞财政扩张。

不断收窄的贸易逆差就是那个“别的东西”。请记住，不断收窄的贸易逆差与增加政府开支一样，能对经济起到扩张作用。事实上，由于这类需求更多地由经济因素驱动、更少地由政治因素驱动，在扩大内需方面，前者很可能会有效得多。

美国贸易逆差的下降将导致财政支出减少，因为前者的扩张作用会取代后者扩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对美元资产的净需求每减少一美元（等同于经常账户赤字的改变量），美国政府借贷也会相应地减少一美元。

因此，尽管北京方面确实将减少美国政府债券的购买量，但华盛顿方面也确实将减少美国政府债券的供应量。最终，中国的再平衡过程将成为对美国百分之百有利的因素。决定未来美国利率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潜在的经济增长和美联储(Fed)的反应，但中国的再平衡不太可能成为一项不利因素。《中国经济信息》

北京要治堵，关键在“限用”而不是“限购”。

“汽车限购”能走多远

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对政府的行政“限购”应该司空见惯，不陌生。记得1979年我上大学时，大米、棉布、白糖等还一律凭票(计划凭证)供应，若是有钱没票，商店绝不卖你。可奇怪的是，当时并不见有多少人怨天尤人。想不到，年前北京推出汽车限购令却立即议论四起，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愤愤不平。

说实话，对北京启动汽车限购，起初我并未在意。后来参加北京市人代会，会上又有人对汽车限购提出质疑，指出市府此举初衷虽好，是想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但从效果上看，却顾此失彼，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反应。是的，限购令虽实施仅数月，但某些弊端今天已昭然若揭。有专家估算，此政策若不立即改弦更张，今后北京市的销售收入将每年减少600亿，财政收入每年减少60亿。至于会有多少人失业，未见官方数字，但可想到的是，随着大批四S店关门，原来职工多数要失业，而最终会牵累多少汽车工人下岗，眼下还说不准，也不好推测。

治堵是否非得限购汽车不行？或者说限购是否就是最好的办法？老实讲，我本人对限购并不看好。不否认，汽车限购对治堵有助，至少可减轻日后城市的交通压力，但有两个问题仍解决不了：第一，当下北京早已车饱为患，即使不再增新车还会照堵不误，怎么办？第二，“摇号”购车虽是机会平等，但却不分轻重缓急，某些人急需用车而总也不中签怎么办？

若往深处想，这里其实有两组利益要权衡：一是有车群体与无车群体的利益；二是有车群体与正欲买车群体的利益。经济学讲资源配置，最优状态是大家熟知的帕累托标准，而该标准说，福利配置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从这个角度看，汽车限购固然照顾了无车群体的利益，也照顾了有车群体的利益，但同时却约束了想买车群体的利益。

的确，这是一个两难问题。设想一下，假若政府对购车不加限制，让人们敞开购买又如何呢？想买车的人当然皆大欢喜，但不买车的人就得承受更严重的交通拥堵，会怨声载道。由此看，不论政府限购与否，都势必伤及一些人的利益，说得专业点，都有悖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标准。左右为难，那么政府该怎样处理才对？我的看法，政府其实是不必限购的，或者说限购原本就不是治堵的唯一选择，也不是最优的选择。

我能理解政府的苦衷，所以会如此，市府也是迫于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最近看报纸，有不少人为治堵献计献策。给我印象深的，一是主张对上下班等高峰期的机动车辆收费；二是建议错开上下班时间。应该说，这两个办法皆可取，不过操作起来我认为会有困难。比如高峰期怎么收费？是否要在城里再设收费站？若那样无异火上浇油，交通会更拥堵；若采用电子系统收费，那又得有一笔不菲的投资。至于错开上下班，好是好，车辆能分流，但上下班时间不同，政府运转必将多有不便。

有人提到一种情况，说有的政府机关或商厦设有内部停车场，即便提高了收费标准，可人家也未必执行，如有些商场为招徕顾客，停车至今还是免费的。骤然听，这事的确有些不好办，但仔细琢磨解决也不难。我想到的，是对停车场课重税，只要收税够重，“免费停车”肯定持续不了。而且还可一石二鸟：不仅限制人们驾车上班；同时还能用所得税收改善公共交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车群体对无车群体的一种间接补偿。

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是的，北京要治堵，关键在“限用”而不是“限购”。

《中国经济信息》